端正司法人员的守法观念

苗 勇


司法人员自己首先必须守法，应当是守法的模范。这个道理是大家所熟悉的。但“熟知并非真知”，不少司法人员并未深刻、全面理解其内涵，他们的守法观念是十分片面 的。他们仅仅从一个普通老百姓角度来理解守法观念，认为在公务活动之外，应当遵纪守法。如果说与普通老百姓有区别的话，也只是要求更严更高而已。他们没有看到，司法本身，就有一个守法问题，片面地认为，司法就是执法，这里只有严格执法与否的问题，而没有守法与否的问题。很显然，一个司法人员这样理解守法观念，是远为不够的。我们一再讲，司法人员必须严格执法，从本质意义上说，严格执法就是要求在办案中，严格遵守实体法、程序法，这就是个守法问题，而且就司法人员而言，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守法内容。因此我们说，司法人员的守法观念，不仅仅是指日常生活中遵纪守法，更要紧的，还必须在司法活动中，严格遵守实体法和程序法。刘斌俊在1999年1月25日《检察日报》撰文《守法重于泰山》中指出：“就守法的内涵而言，现代意义上的‘大守法’具有‘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用法护法、依法办事’的丰富内涵。”“依法办事乃是守法概念的应有之义。从一定意义上讲，守法就是要求一切个人和组织都应以宪法和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依法办事，任何行为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所界定的范围。只有具备良好的守法意识，才能实现严格依法办事；只有严格依法办事，才能保证国家和各项工作皆依法进行，依法治国的理想才能成为现实。”诚哉是言也！
一些司法人员的片面守法观念，无不是与他们的法治意识不强分不开的。他们总以为，法是“对付”老百姓的，是治理社会的，而不是对自己职务行为的约束。例如，他们总以为，刑法是自己手中的“刀把子”，是镇压犯罪分子的工具。其实，这种思想是与现代法治观念格格不入的。何谓法治？“从广义上说，法治意味着人民应当服从法律，接受法律的治理。但在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中，法治应作较为狭窄的理解，即它是指政府应受法律的治理，遵从法律。”“现代法治的精髓是官吏依法办事，只有官吏依法办事，接受法律的约束，才有法治可言。”①“法治所治对象是什么？权也。人民依法治权的具体化，也就是依法治官。在非法治国家或社会中，法是官治民的手段；在法治国家或社会中，法是民治官的工具。这里当然没有法只治官而不治民的意思，但治官无疑是首要的，它关乎治民治得好与不好、当与不当。不求官之治，而求民之治，乃法治中舍本而逐末也。”②“法治的真谛在于保障人权，控制公权”③就部门法而言，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说：“自从有刑法存在，国家代替受害人施行报复的开始，国家就承担着双重责任；正如国家在采取任何行为时，不仅要为社会利益反对犯罪者，也要保护犯罪人不受受害人的报复。现在刑法同样不只反对犯罪人，也保护犯罪人，它的目的不仅在于设立国家刑罚权力，同时也要限制这一权力，这不只是可罚性的源由，也是它的界限，因此表现出悖论，刑法不仅面对犯罪人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也要面对检察官保护市民，成为公民反对司法专横和错误的大宪章。”④作者大量引用中外学者的观点，无外乎在于着重说明法治的根本在吏治。对照之下，我们有一些司法人员的守法意识与当代法治观念，差距何其远矣。
一些司法人员法治观念为什么会不强呢？这里既有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剥削阶级统治社会中专制思想的影响，又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段历史时期忽视法制建设的结果，还与现在不少司法人员法律素养较差是分不开的。
首先，专制的法律思想并未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而消失。早在我国夏商时期形成的神权论就认为“法应为少数统治者所垄断，法律是对被统治者的制裁手段和镇压工具”，这种法律思想“一直顽固地盘距在人们的意识中，并影响和决定着古代法制的基本面貌。”例如，在《尚书·酒诰》中规定，为了防止人民聚集“闹事”，凡群聚饮酒者一律判处死刑。⑤刑法赤裸裸地表明着自己是镇压人民的工具。又如，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最早的一部粗具体系的法典《法经》，把锋芒主要指向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法经》开宗明义规定：“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谓盗，即危害地主阶级财产的行为；所谓“贼”，即危害封建统治和人身安全的行为。把《盗》、《贼》两篇放在诸篇之首，表明镇压盗贼，是地主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⑥可见，在古代中国，无论从法律思想还是司法实践，都是把法看作是治民的工具。新中国成立至今不过五十多年，再加上共和国前二十七年的曲折磨难，专制的法律思想，就象列宁所说的那样，在现代社会中散发着臭气，必然会影响着人们，当然也包括司法人员。所以，邓小平同志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深刻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⑦当我们看到一些司法人员自以为是地拿着法律恐吓老百姓时，我们不就闻到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用法驭民的臭味了吗？！
其次，共和国前二十七年推行人治，现代法治意识根本无从产生。建国以后，由于党在路线方针政策上一再犯“左”倾错误，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经常发动群众搞运动，以致在反右斗争后形成了“以党代法”的局面。195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召开司法工作座谈会。在会后由中共中共批转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党组的报告中提出，今后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全部审判活动，都必须坚决服从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党委有权过问一切案件，凡是党委规定审批范围的案件和与兄弟部门意见不一致的案件，都应当在审理后宣判前，报请党委审批。任何借审判“独立”，抗拒党委对具体案件审批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给予纠正。这个报告公开、正式提出了以党代法的问题。⑧到了“文革”十年，法律被彻底践踏了。“革命派”停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活动；踢开政府闹革命，建立了非法的革命委员会，取代合法的政权机关；砸烂公检法。由于没有法制的保障，公民权利遭到严重侵害。上至国家主席、政府领导人，下至普通公民、人大代表、劳动模范，被批斗挨整，失去任何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被抄家、非法囚禁，甚至被毒打致死。据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透露：“包括受牵连在内受迫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九分之一。”⑨最典型的是刘少奇冤案。当刘少奇被红卫兵迫害时，这位泱泱大国堂堂的国家主席，拿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捍卫自己的神圣尊严的，召来的则是更多的吼叫、侮辱，最后竟被折磨而死。⑩至尊至严的宪法没有了，法治还能存在吗？张春桥赤裸裸地说过：“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⑾我们现在都看到了，十年动乱给中国经济带来惨重的损失；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愚昧的年代给中国社会法制建设带来的巨大戕害。如果说，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就进行重点转移搞经济建设，现在我们的国力将强大得多；那么，我们在建国后就注重法制建设，公民的法治意识将也是具有世界先进性的。但残酷的历史，使人感到痛心，我们不能不正视中国的法制建设，任重而道远。
再次，现在我们的司法人员，尤其是基层司法人员，法律素质较差。司法人员的法律意识，不应当是自发的，而应该是自觉的。这种自觉的法律意识，不是在社会实践中自发产生的，也不是靠一般号召能取得的，而是要经过一番刻苦学习的。可以这样说，一个不具有法律思想史、法制史、科学法理学、部门法学及科学政治学知识的司法人员，要具备自觉的法律意识，是绝对不可能的。就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无产阶段的理论，但无产阶级本身不能自发产生这一科学理论，而要靠先进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去一样，法治意识，也不是社会主义司法人员能自发产生的，而是有一个系统受教育的培养过程。关于过一点，西方司法人才的培养是颇值得我们借鉴的。例如，日本的法律专业大学毕业生是不能直接进入检察官行列的，欲成为一名检察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且竞争相当激烈，每年约有两万多人报考，而仅有五百余名被录取，录取率仅百分之二。而后再进入司法研修所完成为期两年的学业：前四个月主要学习有关理论知识，同时在教官的指导下，各自根据个人的特点和志愿择定自己研修的专业；待专业确定后，便到各级法院、检察厅和律师事务所进行为期十六个月的司法实习。其中到法院实习八个月，到检察厅实习四个月，到律师事务所实习四个月；余下四个月，则是回到司法研修所进行实习总结和参加毕业考试。合格后方能进入检察官行列。所以，日本的司法官员法治意识是很强的。⑿再来看我国司法人员，法理学博士卓泽渊认为：“执法人员素质低的问题特别突出。执法人员本应是社会的优秀分子，具有较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思想道德修养。然而中国的现实却大打折扣。仅是执法人员的文化水平就足以令人担忧。许多执法人员仅仅是初中毕业生，有的甚至仅是小学生，尽管从事了执法工作，但其文化水平并未在原有基础上有多大提高。现有执法人员的来源，多为工作调入、军官转业和社会招干。不仅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专业法律知识也严重缺乏。......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未能对执法人员进行严格的执法道德、执法公正和执法良心的培养......如此下去,法治将难以实理。”⒀卓泽渊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尽管现在司法人员通过各种培训，法律知识有所增加，但还是远为不够的。缺乏先进法律思想的人，也就不可能有先进的法治意识，就不可能自觉地遵守法律，又何以能依法“治民”呢？！
由于上述原因，必然导致一些司法人员法治观念不强的结果，认为法是治民的，而不是治吏的。这种判断不仅有上述依据，而且政界也如此认为。2000年3月14日《检察日报》登载了一则消息，九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审议高检院工作报告时，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冯玉忠认为：“检察机关正在形成尊权的办案理念。”这则报导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检察机关尊权的办案理念只是在形成过程中，二是这种观点得到了高检院机关报的首肯。
法治意识不强，缺乏健全的守法观念，集中表现为司法人员执法违法现象严重。1998年第四期《半月谈·内部版》以“权威人士”抨击了这些严重的问题，该文说：“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办案不公、执法不严的问题在一些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甚至还很严重。极少数害群之马，贪赃枉法，侵犯群众利益，损害了政法队伍的形象。”1998年9月14日九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教育整顿活动的报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说：据对30个高级法院1至8月统计，地方各级法院清退各种多收费827万元，清理赞助费5867万元；177个领导班子在清理整顿中被调整；检查纠正了一批存在问题的案子，各级法院共自查、复查出属于实体性错误的14993件；查处了一批违法违纪人员，各级法院共查处违法违纪干警4701人，其中131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在报告中说：教育整顿中，全国各级检察纪检监察部门共立案1337人，现已查清777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73人；认真开展组织整顿和人员清理，已清理出受过刑事追究、劳动教养、开除党籍处分以及其他不适合做检察工作的人员1644人，已依照《检察官法》予以辞退、调离、免除职务以及作离岗培训处理的1153人；已复查各类刑事案件495467件，发现超越管辖范围立案或该立不立、不该立却立案的，错误逮捕的，该起诉不起诉、该抗诉未抗诉的以及程序严重违法等错案和处理不当的案件1454件，现已纠正1255件。上述中存在的执法违法现象，仅是在教育整顿中暴露出来的，尚未被揭露的，也肯定客观存在着。
从司法实践中看，司法人员执法违法现象，较为典型的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一、特权思想尚有市场。以为执法者高人一等，了不得。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以法压人，以势欺民，甚至吃拿卡要，八面威风，横行霸道。本文举典型一例。1998年7月22日凌晨2时许，有人冒充山西省长治市公安局局长何士宽之子给该局总机打电话，说何士宽儿子在莲花池酒醉，让车去接。局办公室副主任兼指挥中心主任于列海查明此事后报告何，何要于去查清打电话者。经查，将仍在打电话的市大庆路汽车修配厂临时工徐小军当场抓获。徐承认自己以前给何士宽办公室和家中打过一次欺骗性电话，愿接受公安机关处罚。何士宽在没有查实依据的情况下，指令于列海等人追查徐的幕后人。追查中，徐遭轮番毒打和逼供，曾两次自杀未遂，后编造出是受该市模范教师、优秀党员、市第七中学教务处副主任申丰棋“指使”。何亲自传唤了申丰棋。申被办案人员非法关押刑讯17天，被毒打致伤，送医院治疗无效死亡。刑讯中，申曾被打招供，但死前留遗言全部翻供。期间，何听过于列海等人多次汇报；申妻被传唤拘禁6天；申内弟郭庆军被传唤拘禁11天；申邻居、市七中学生韦龙山被传唤拘禁3天，均不同程度被打致伤。⒁高人一等的特权思想，在这些司法人员身上，表现得何其淋漓尽致。
二、生造证据，硬套法律。中华法系具有大陆法系的特点，即制定成文法来调整社会关系。所以，法学界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司法活动也就是根据“事实”的“找法”的过程。“法官对任何案件都应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结论是自由或者刑罚。”⒂真理向前再迈一步就成了谬误。某些司法人员出于种种目的，为了硬要处理某个人，明知法律难以对行为人行为进行调整，还是牵强附会，千方百计去搜罗“罪证”，挖空心思地用法律的紧箍圈去套当事人。法律变成了这些人手中的灵巧的工具。1997年10月14日《法制日报》第一版刊登了《堪以为戒——对武威’92 11.8 错案的调查》一文，披露了甘肃省武威市公安局办案人员违法办案酿成错案的事实。一些公安人员为了侦破一副食品商店被抢、值班员唐某某被杀案，竟不进行过细侦查，主观想象、大动干戈，刑讯逼供、指供诱供，迫使无辜者杨黎明、杨文礼、张文静“一致”供认，使前二人被一审判处死刑，后二人被判死缓。幸亏后来真凶在广西桂林落网而真相大白。该文深刻指出:“‘11.8’错案暴露出的问题很典型性，值得认真思考。此案原本不该办成这样的，如果我们的公安人员少点急于求成的功利思想，多一点对人民群众（包括对嫌疑对象）负责的观念；少一点主观臆断，多一点刑侦科学知识；少一点执法犯法，多一点依法办事；如果我们的检察官和法官少一些先入为主，多一些实事求是；少一些只顾面子，互相迁就，多一些认真负责，互相制约，错案也许就不会发生了。”本来不构成犯罪，而硬是寻找刑律来惩罚之，也不为鲜见。据《法制日报》1998年1月15日第3版《无罪遭羁押，损失当赔偿》一文报导，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马某“一脚踢”承包了莱芜市钢城区企业集团汽车运输公司配件站。马某在承包经营期间，利用加价开发票和销货后不开发票，共得人民币67323.61元。马某于1995年3月和5月分两次共发给本站六名职工每人7000元，个人所得25326元。当地检察机关以贪污罪立案侦查，对马某拘留、逮捕，1996年6月11日提起公诉。钢城区法院以同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十年。马某上诉，莱芜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1996年11月1日，钢城区检察院又以同一事实以侵占罪提起公诉，钢城区法院以同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五年。马某上诉，莱芜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本案属于经济承包合同纠纷，撤销原判决，宣告马某无罪，并于1997年2月4日将马某释放。本案虽然显属经济纠纷，但一些司法人员也要想方设法非用刑法来“整垮”马某不可。说重一点，法律在此时，简直成了玩偶。
三、重实体轻程序。这是一个司法界一致公认而又始终难以解决的老问题了。违反程序法的现象一再出现，其根源在于一些司法人员的法治意识不强，守法观念片面。总以为只要在实体权利上不侵害当事人，得到正确处理，程序上的规则能执行则执行，不能照办的，就抛到脑后，无所谓。如果说，随着实体法的完善，司法人员保障人权的观念有所加强，那么，程序法在一些人心目中工具色彩仍是相当浓厚的——尽管刑诉法作了重大修改。他们没看到，程序法恰恰正是为了更好地制约司法权力、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例如我们常可听到有的办案人员说：“刑诉法给了我们很多侦查手段，是我们打击犯罪的有力武器。”此话实在差矣。制定刑诉法的主要目的之一，乃是为了规范司法人员的行为，使其必须“按部就班”地行使职权。因为如果没有刑诉法的约束，我们惩治犯罪不是可以“为所欲为”，想出更多的办法，使出更多的招式吗，不是更有效率吗。刑诉法学者指出：“从现代国家的刑事司法价值观出发，诉讼手段的适用应该受到一定限制。这是保护公民合法权利、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必然要求。”“为防止诉讼主体背离既定程序而专断独行、恣意妄为，还将既定程序规范化、制度化，视为不可逾越的界限。”⒃因此，程序法不仅仅是为了实体法而存在的，它有其独立的价值。由于一些司法人员没有认识到这点，办案中，刑讯逼供、违法取证、超期羁押等违反程序法的现象屡禁不止，有的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方面的案例，在新闻媒体中时常可见。关于司法人员重实体轻程序问题的严重性，从以下的数字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1998年1月至10月底，全国各级法院共复查各类案件441万件，实体错误的12045件，占复查案件总数的0.27%，属于超审限、管辖不当等程序性问题的73143件，占错案总数的85.86%。”⒄程序性错案占了绝大部分，不能不令人对司法人员轻程序的现状堪忧。无怪乎有的学者批评到：“轻程序法是中国历史的积弊，是中国现实的通病，是中国法治的障碍和大敌。”⒅司法人员应该正视这一问题，深刻反省，真正认识到：“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美国最高法院原首席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语）。
四、法外行为。对公民而言，“凡法律不禁止的就是许可的”；而对司法人员来说，“凡未经授权的都是禁止的”。然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司法人员、党政领导出于“善良”的愿望，为了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良好”目的，大量做些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对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变相的刑罚。如公捕大会（高检院早在1983年就予以反对，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公捕”问题的意见》），将一些犯罪嫌疑人集中起来（不管是否过了刑事拘留的羁押期限），在众目睽睽下执行逮捕。又如公判大会，召集成千上万人，党政领导不是审判人员，却在台上唱主角，而审判长在一旁念刑事判决书。还有公开处理大会，将受刑事、治安处罚的人亮丑。有的甚至仍然在做游街示众的行为。这些极不文明的做法（既不利于教育被处罚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民众情感的亵渎：警戒他们、不信任他们），哪部法规定了呢？还不是“用法治民”的专制思想在作祟。其实，早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刑法学者贝卡利亚就说过：“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因此，任何一个司法官员都不得以热忱或公共福利为借口，增加对犯罪公民的既定刑罚。”⒆种种法外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严重违法现象。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载入国家大法之中，被党和国家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作为司法人员，首先必须要牢固树立法治意识，端正守法观念。否则，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就将受到严重影响。要端正司法人员的守法意识，作者认为应主要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一是要对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上把好关，即要把好进人关，疏通出口关。没有医学知识的人，绝对做不了医生。但没有法律知识的人，却可以做司法工作。这实在是人们认识上的一大误区。谁都知道，医生没有医术，不仅治不好病，反而可能会危及他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但人们却不知道，司法人员乃是治疗社会疾病的“医生”。缺乏法律知识这一“医术”，也很难治好社会之“病”，甚至会危害社会。所以培根说：“一次枉法裁判的罪恶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污染的是水流，而枉法裁判污染的是水源。”我们应当象重视医生这个职业一样，重视司法人员的遴选。我们再也不能把司法机关作为安排一些干部的就业途径。如果仍象过去那样，无论有否法律专业知识，只要是国家干部，都可以进司法机关，那么，司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就不可能跟上形势的需要，就不可能符合法治的要求。可喜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官法》和《法官法》及时作了修改，提高了任检察官和法官的条件，尤其是对法律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实施统一司法考试。今后应当做到：尽管人员的政治素质如何之好，凡是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一律不准进入司法机关从事司法工作。同时，对一些确实不符合条件，不适宜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应当坚决地调离司法机关。只有这样完善用人机制，才能为确保司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提供客观保障，才能使司法人员具有健全的守法观念。
二是要实行考试、考核制度。对司法人员的法律理论及司法工作，进行定期考试、考核。经考试、考核不称职的，应当下岗培训。经培训不合格的，一律辞退。以此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促使司法人员增强法治意识。作者在1999年1月2日《法制日报》第6版上看到一报导《法律考试不合格者，罢官——新泰市依法免除6名审判员职务》，讲的是山东省新泰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在1998年9月，对295名“一府两院”被任命人员进行法律考试，有6名审判员考试不合格，随后即被市人大常委会免除职务。作者对此举措，深以为然。对考试考核问题，现已引起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中明确规定：“自2000年起每五年逐级对检察干警进行一次任职资格考试考核，合格者方能继续从事检察工作。检察官晋升、助理检察员拟任检察员，应当进行考试，对考试合格的进行考核，根据考试考核结果决定是否予以晋职晋级。”今年，高检院部署在全体检察干警中进行素质考试，便是对该意见的具体实施。建立、完善并切实执行这一制度，检察官的素质必然会有很大的改进。
三是十分重视法律教育工作。如同上面所说，司法人员的法治意识、守法观念，无不与其的法律知识水平有关，而法律知识浩瀚无穷，并且不断更新。因此，对司法人员的法律教育工作，需不断加强。尤其是从中国司法队伍现状看，更应扎扎实实地抓好这一工作。而且，教育的重点，应当从学历教育为主，转到以素质教育为主上来。浙江省检察院最近开始实施“‘一五三’人才培养工程”，是一项十分具有战略眼光的重大举措。每位有志于从事司法工作的人，都应当抱有对社会、对法律、对事实、对他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发愤学习，不断提高法律知识水平，努力增强法治意识，清除不健康、不科学的执法思想，端正守法观念，做一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社会的司法工作者。
当然，增强司法人员的法治意识，端正守法观念，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但只要我们正视这一问题，扎实有效地采取各种方法，做好各项工作，就一定能造就出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



注：
①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11-612、630页。
②卓泽渊《以身作则：法治对官员的要求》，载1999年6月24日《法制日报》第3版。
③焦洪昌《法治与财产权》，载1999年5月27日《法制日报》第7版。
④拉德布鲁赫（德）：《法学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⑤参见华东政法学院系列教材《中国法律思想史》，丁凌华主编，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⑥参见蒲坚主编《中国法制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4页。
⑦《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07页。
⑧⑨参见蔡定剑著《历史与变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106-108页。
⑩见《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曾繁正主编，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页。
⑾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128页。
⑿江礼华主编：《日本检察制度》，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169页。
⒀⒅卓泽渊著：《法的价值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279、257页。
⒁聚斌著：《反贪公告——大牢里的100名公安局长》，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24页。
⒂⒆贝卡利亚（意）：《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页。
⒃左卫民著：《刑事程序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1页。
⒄该资料引自《法制日报》1999年5月12日《蛋糕怎么分——与景汉朝关于“程序公正”的对话》。




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中山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通知
中府〔2008〕66号

火炬区管委会，各镇政府、区办事处，市属各单位：
现将《中山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中山市人民政府
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中山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公正透明的行政管理体制，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提高行政活动的透明度，监督政府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广东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掌握的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以纸质、胶卷、磁带、磁盘以及其他电子存储材料等载体反映的政策文件、数据、图表、程序、条件、标准、要求等信息。
　　本规定所称行政机关是指市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派出机构，各镇区政府（含火炬区管委会、各区办事处，下同），实行垂直管理的行政机关以及依法律法规授权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
　　第三条　政府信息公开应当遵循合法、真实、及时、便民的原则。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是本市行政区域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推进、监督全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及政府信息公开的审核或备案工作。各镇区政府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推进本镇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及政府信息公开的审核工作。
第五条　各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本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指定机构负责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并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备案。具体职责包括：
　　（一）负责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宜；
　　（二）组织编制本机关的政府信息目录；
　　（三）受理和处理向本机关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四）维护、更新、保管本机关的政府信息；
　　（五）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保密审查；
　　（六）本行政机关规定的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的其他职责。
　　第六条　市政府建立政府信息公开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市政府办公室、监察局、法制局、市直属机关工委、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及其他有关政府部门组成,负责研究、协调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的重要事项。
　　第七条 各行政机关应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协调机制。行政机关发布政府信息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应与有关行政机关进行沟通、确认，保证所发布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

　　第二章 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及内容
　　第八条 行政机关应当确定本机关负责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和内容，并主动公开下列政府信息：
　　（一）管理规范和发展计划。
　　1、各级人民政府、市政府所属工作部门拟作出的决策、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者编制的规划、计划、方案等，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重大利益，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在制定过程中，起草机关或者决定机关应当将草案向社会公开，充分听取公众意见或相关单位意见后，再按规定程序送市政府法制部门审核或备案审查；
　　2、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3、本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及其进展和完成情况，产业导向目录等；
　　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信息；
　　5、本行政区域经批准的城乡规划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
　　（二）与公众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
　　1、影响公共安全、公众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疫情、灾情、食品安全或者治安、安全生产事故等重大突发事件的预报、发生及处理情况;
　　2、教育、文化、扶贫、优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方面的标准、条件及实施情况；
　　3、抢险救灾、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管理、使用和分配情况；
　　4、土地征收、征用，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探矿权、采矿权出让，国有企业产权处置、交易情况，房屋拆迁的批准文件、补偿标准、安置方案等情况；
　　5、土地供应情况、房地产交易情况；
　　6、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和销售、廉租房的建设和租赁情况；
　　7、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情况；
　　8、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
　　9、行政许可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及申请行政许可需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及办理情况；
　　10、行政处罚的依据、标准、范围、程序；
　　11、旅游风景区、供水、供电、供热、有线电视、邮政、通讯、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或项目的定价、价格调整情况；
　　12、社会公益事业建设情况。
　　（三）公共资金使用和监督。
　　1、重大城市基础建设项目的公开招标中标情况及工程进展情况；
　　2、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公开招标公告、政府采购招标代理机构名录、供应商不良记录名单、政府采购限额标准、采购结果及受理投诉等监督情况；
　　3、重要专项基金、资金的使用情况；
　　4、政府投资建设的公益性事业项目的立项、投入、验收等情况；
5、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政府财政年度预算、决算及执行情况。
　　（四）政府机构和人事。
　　1、市人民政府所属职能部门以及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组织的机构设置、办公地址、联系方式等；
　　2、市人民政府所属职能部门以及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组织的职能、设定依据、办事条件、办事程序、办事期限、监督救济途径等情况；
　　3、公务员招考、录用，军转干部、退伍士兵安置，人才引进以及公开选任干部的条件、程序、结果等情况。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政府信息。
　　法律、法规对前款事项的公开权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九条　镇区政府应当依照本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
　　（一）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农村工作政策的情况；
　　（二）财政收支、各类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三）镇（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宅基地使用的审核情况；
　　（四）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和使用情况；
　　（五）镇（区）的债权债务、筹资筹劳情况；
　　（六）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发放情况；
　　（七）镇（区）集体企业及其他镇（区）经济实体承包、租赁、拍卖等情况；
　　（八）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
　　（一）属于国家秘密的；
　　（二）属于依法受保护的商业秘密或者公开后可能导致商业秘密被泄露的；　　
　　（三）属于依法受保护的个人隐私或者公开后可能导致对个人隐私造成不当侵害的；
　　（四）正在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后可能影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但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与行政执法有关，公开后可能影响检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或者危及个人生命财产安全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只限于行政机关内部公开的事项；
　　（七）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
　　有前款（二）、（三）项规定情形的政府信息，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以公开；有前款（四）、（五）项规定情形的政府信息，如果公开后具有明显的公共利益，并且不会造成实质性损害的，政府机关可以决定公开。
　　第十一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公开本规定第八条及第九条未列明的其他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依申请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公开。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予公开的信息除外。

　　第三章 政府信息公开形式和程序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应当编制、公开属于本机关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明确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分类、编排体系，政府信息名称、内容概述、生效日期、查询途径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名称、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箱和申请公开的具体程序等内容。
　　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及公开内容应按规定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备案。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采取相对固定的、便于公众获取的以下一种或者多种形式予以公开：
　　（一）中山市政府门户网站及其子网站；
　　（二）中山市人民政府政报或其他公开发行的政府信息专刊；
　　（三）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热线或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
　　（四）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点、信息查询点、政府信息公告栏、电子屏幕等场所或者设施；
　　（五）新闻发布会；
　　（六）各级各类档案馆及现行文件查阅服务中心；
　　（七）便民手册、服务指南、公告或通告；
　　（八）其他便于公众及时准确获得政府信息的形式。
　　第十四条 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和部门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发布之日起10日内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和中山市人民政府政报上公开，并可同时采取其他形式公开。
　　各镇区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发布之日起10日内在镇区政府办公所在地和公共场所的公告栏内公布并在本行政机关的网站上公开，同时可采取其他形式公开。
　　第十五条 市政府建立和完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代表本级政府向社会发布重大政府信息。
镇区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建立本机关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第十六条 除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期限另有规定外，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于信息生成或变更后15日内公开；因法定事由不能按时公开的，待原因消除后立即公开。
　　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发生变化的，行政机关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在有关载体上更新。
　　第十七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行政机关向其提供政府信息的，应当向掌握该信息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申请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信函、电报、传真、电子邮件）提出申请，确有困难的，申请人可以口头提出，由受理该申请的行政机关代为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申请应当包括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所需政府信息的内容等。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登记，并根据下列情形给予答复：
　　（一）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得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二）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原因；
　　（三）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本机关掌握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能够确定该信息掌握机关的，应当告知其名称或者联系方式；
　　（四）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
　 （五）申请公开的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更改、补充申请。
　　第十九条 行政机关应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审核、备案制度，并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需要以各级人民政府名义公开的事项，由各级人民政府办公室提出审核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审定后公开；
　　（二）需由政府所属部门公开的事项，由该部门的办公室提出审核意见，经该部门主要负责人审定后公开，并报本级人民政府办公室备案；
　　（三）需由其他依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或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公开的事项，由该组织负责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机构提出审核意见，经本组织主要负责人审定后公开，并报本组织的主管部门备案。
　　行政机关对公开的事项进行变更、撤销或终止，应依前款规定进行审核备案，及时告知公众并予以说明。
　　第二十条 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可以立即答复的，应当立即答复；不能立即答复的，行政机关应当自登记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答复。
　　第二十一条 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法定事由,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政府信息或作出答复的，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可以将提供政府信息或答复的期限适当延长，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10个工作日。
　　第二十二条　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含有禁止或限制公开内容但能够区分处理的,行政机关应当将可公开部分向申请人公开。
　　第二十三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提供的与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不完整的，可以要求行政机关予以更正。行政机关核实后应当及时更正相关信息，不予更正的，应当说明理由和救济途径。受理的行政机关无权处理的，应当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处理，并告知申请人。
　　第二十四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选择以邮寄、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索取政府信息的，或者要求行政机关提供复制、打印等服务的，行政机关应当依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因技术原因无法依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符合该政府信息特点的形式提供。
　　第二十五条 行政机关应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档案，对已公开的各种信息资料立卷归档，供公众查阅。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查询已公开过的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不得拒绝，而应当为其查询提供方便。
　　有关政府信息资料已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的，应告知供查询的方式和途径。
　　第二十六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明确审查的程序和责任。
　　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
　　行政机关不能确定政府信息是否可以公开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第四章 管理和利用
　　第二十七条 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免费向社会公开。行政机关答复申请人不予公开、不予提供的政府信息，不得以有偿服务或者变相有偿服务的形式直接提供或者间接提供。
　　法律、法规对收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八条 行政机关依申请以邮寄、递送、复制、打印等方式提供政府信息的，可以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费用收取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申请人因经济困难，经本人申请并经行政机关处理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机构负责人审核同意，可以免收费用。
　　
　　第五章 监督与救济
　　第二十九条　市政府办公室、监察局、法制局及依法治市办公室等单位主要通过下列方式对政府各部门、镇政府、区办事处及有关组织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和评议：
　　（一）对公开义务人的政府信息公开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
　　（二）在各公开义务人内部开展评议活动，听取其工作人员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
　　（三）通过举办民主议政活动等渠道，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
　　（四）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投诉电话和信箱，及时查处违法或失当行为，并向投诉人通报处理情况。
　　第三十条 市政府办公室负责制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考核办法，定期对全市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考评检查，并将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开。
　　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民主监督评议制度，市直属机关工委将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纳入基层评议机关作风活动内容开展社会评议，行政机关根据评议意见和建议改进工作。　
　　第三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市政府投诉中心、监察局、法制局举报，接受举报的部门应开展调查处理。
　　第三十二条 市政府投诉中心、监察局、法制局等政府信息公开监督机关应建立政府信息公开联合监督检查机制、投诉处理信息沟通机制，依法、公开、公平、公正地对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进行监督检查和评议考核。
　　第三十三条 各行政机关应当在年底前向市政府办公室报送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于每年３月31日前公布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第三十四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二）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三）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四）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第三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依法申请行政赔偿。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行政机关实施政府信息公开，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或本规定的，市政府办公室或市监察局有权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予以通报批评，并追究其主要负责人的行政责任。
　　第三十七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并责令改正：
　　（一）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
　　（二）不及时调整、更新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的；
　　（三）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不真实的；
　　（四）对申请人隐瞒或者不提供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的；
　　（五）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
　　（六）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形式提供政府信息或利用政府信息谋取部门和个人非法利益的；
　　（七）公开不应公开的政府信息的；
　　（八）违反法律、法规及本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八条 行政机关未按规定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的，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或市监察局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行政机关应当将政府信息公开的经费纳入年度预算，保障政府信息公开活动的正常进行。
　　第四十条 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依据本规定应当公开的行政机关的有效规范性文件，在本规定施行前没有依法公开的，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15日内应当通过中山市人民政府政报、政府门户网站或本机关的网站予以公开，也可以同时通过其他适当形式公开。
　　第四十二条 行政机关应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30日内，编制并公开本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应当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目录。
　　第四十三条 行政机关可以依据本规定，制定适用于本机关的实施细则。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