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基本规定

唐青林


　　（一）我国商业秘密的劳动法保护
　　在实践中，从侵犯商业秘密的主体来看，侵犯商业秘密的途径主要包括员工泄密、合同当事人泄密和第三人窃密。而据社会调查发现，员工泄密是商业秘密泄露的主要渠道。因而，非常有必要援引有关劳动关系的法律来约束劳动者的行为，以缓解日益严重的员工泄密状况带来的压力。在我国体现为《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保护。
　　在近些年不懈地努力和总结下，我国商业秘密的劳动法保护现状表现如下：
　　《劳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劳动合同当事人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有关事项。
　　《劳动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该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劳动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事项，对用人单位造成经济尊师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008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还规定了竞业限制的范围和期限“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前款规定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二年”。

　　（二）商业秘密的合同法保护
　　根据《反不正当法》的规定，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是一项法定义务，任何知悉商业秘密的单位和人都应当依法履行保密义务。
　　但是我国合同法也对商业秘密作出了保护。我国《合同法》针对商业秘密的条款主要是第四十三条，其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尽管商业秘密可以通过合同法保护，但商业秘密的合同法保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通过订立合同约定的义务只能约束合同当事人，而无法约束与合同无关的任何第三人。但从目前的商业秘密侵权案件来看，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的情况日益增多，因而不仅需要有关合同的法律保护，也需要借助其他法律的保护，才能形成一个牢固的保护网。
　　由于我国至今还未制定统一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因而有关商业秘密的专门规定还不完善，在商业秘密侵权纠纷中，常常适用我国基本法律的一般性规定。

　　（三）商业秘密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是一种不正当竟争的行为，因此许多国家将商业秘密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范围。从这些国家的实践来看，这是一种较为有效的保护方式，其中以德国1909年的《防止不正当竞争法》最为典型。该法规定了四种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1)雇员利用雇佣关系，把雇主托付或在业务中获悉的商业秘密泄露给他人；(2)用不法手段或违背善良风俗的方法获得他人的商业秘密，并加以利用或泄露；(3)引诱他人窃取、泄露别人的商业秘密；(4)为竞争或图利的目的，无正当理由利用交易中所获悉的技术资料，图纸，配方或制造方法等，或将其泄露给他人。该法规定，对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人处以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并科罚金。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 “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侵犯商业秘密：（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该条同时规定“本条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第十条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除了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层面对保护商业秘密作出规定外，最高法院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律的司法解释中也有详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第九条和第十条分别对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进行了细化规定。第九条规定：有关信息不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有关信息不构成不为公众所知悉：（一）该信息为其所属技术或者经济领域的人的一般常识或者行业惯例； （二）该信息仅涉及产品的尺寸、结构、材料、部件的简单组合等内容，进入市场后相关公众通过观察产品即可直接获得；（三）该信息已经在公开出版物或者其他媒体上公开披露；（四）该信息已通过公开的报告会、展览等方式公开；（五）该信息从其他公开渠道可以获得；（六）该信息无需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容易获得。第十条规定：有关信息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商业价值，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
　　案件发生后，双方当事人经常会对一项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是否采取保密措施争论，各级人民法院对于是否采取保密措施也经常有把握不准的时候，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第十一条对如何认定权利人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权利人为防止信息泄漏所采取的与其商业价值等具体情况相适应的合理保护措施，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保密措施”。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所涉信息载体的特性、权利人保密的意愿、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他人通过正当方式获得的难易程度等因素，认定权利人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涉密信息泄漏的，应当认定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一）限定涉密信息的知悉范围，只对必须知悉的相关人员告知其内容；（二）对于涉密信息载体采取加锁等防范措施；（三）在涉密信息的载体上标有保密标志；（四）对于涉密信息采用密码或者代码等；（五）签订保密协议；（六）对于涉密的机器、厂房、车间等场所限制来访者或者提出保密要求；（七）确保信息秘密的其他合理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第十二条对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反向工程”是否构成侵害商业秘密作出了详细规定：通过自行开发研制或者反向工程等方式获得的商业秘密，不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一)、（二）项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所称“反向工程”，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对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进行拆卸、测绘、分析等而获得该产品的有关技术信息。当事人以不正当手段知悉了他人的商业秘密之后，又以反向工程为由主张获取行为合法的，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第十三条对客户名单构成商业秘密的特殊要件作出了规定，并同时对例外情况作了排他性规定：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一般是指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习惯、意向、内容等构成的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户信息，包括汇集众多客户的客户名册，以及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的特定客户。客户基于对职工个人的信赖而与职工所在单位进行市场交易，该职工离职后，能够证明客户自愿选择与自己或者其新单位进行市场交易的，应当认定没有采用不正当手段，但职工与原单位另有约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第十四条对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举证责任做出了规定：当事人指称他人侵犯其商业秘密的，应当对其拥有的商业秘密符合法定条件、对方当事人的信息与其商业秘密相同或者实质相同以及对方当事人采取不正当手段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其中，商业秘密符合法定条件的证据，包括商业秘密的载体、具体内容、商业价值和对该项商业秘密所采取的具体保密措施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第十五条对侵害商业秘密案件中起诉人主体资格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商业秘密独占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和权利人共同提起诉讼，或者在权利人不起诉的情况下，自行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普通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和权利人共同提起诉讼，或者经权利人书面授权，单独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判决停止侵害的民事责任时，停止侵害的时间一般持续到该项商业秘密已为公众知悉时为止。判决停止侵害的时间如果明显不合理的，可以在依法保护权利人该项商业秘密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判决侵权人在一定期限或者范围内停止使用该项商业秘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第十七条对侵害商业秘密的赔偿金额确定方法作出了规定：确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损害赔偿额，可以参照确定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确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四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损害赔偿额，可以参照确定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因侵权行为导致商业秘密已为公众所知悉的，应当根据该项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确定损害赔偿额。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根据其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项商业秘密的收益、可得利益、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等因素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第十八条对侵害商业秘密案件的法院管辖作出了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民事第一审案件，一般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以确定若干基层人民法院受理不正当竞争民事第一审案件，已经批准可以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可以继续受理。

（四）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
　　随着商业秘密侵权情况日益严重，侵权手段多样化，仅凭民商事法律和行政法律已不足以满足权利人保护商业秘密的要求。
　　为了惩治商业秘密侵权行为以达到预防的效果，1997年全国人大重新修订《刑法》时，把商业秘密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首次增设了侵犯商业秘密罪这一罪名，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罚金等刑罚适用。《刑法》的这些内容规定，掀开了商业秘密保护的新篇章，标志着我国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制裁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原来的仅限于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上升到刑事责任，加大了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力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同时，为了准确适用法律，该条亦对商业秘密的概念作出规定“本条所称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本条所称权利人，是指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和经商业秘密所有人许可的商业秘密使用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单位犯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处罚。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０４］１９号）第七条规定，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关键词：法医、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医疗损害、医疗过错、司法鉴定
内容提要：法医就“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在司法实务界，在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中，是最后一着比较实用的“棋子”，这是因为医疗损害责任也是适用医疗过错责任原则，然而实用并不代表准确。
笔者就“法医”释义，法医没有执业医师资质、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等方面论述，法医就“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是无效鉴定。
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鉴定问题“法定主义”的原则，建议立法机关就“医疗”的专门性问题鉴定，授予中华医学会鉴定。

在《侵权责任法》第七章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根据本法第54条规定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由是在医疗损害责任中，有否“医疗过错行为及其发生人身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两个问题的鉴定结论，是一切医疗纠纷案件争议中最为关键的问题。
在《侵权责任法》之前的司法实务中，经医学会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即法释（2003）20号，其中二“因医疗事故以外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按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组织鉴定”。由此，患方当事人又可聘请法医进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如果有医疗过错，可以根据《通知》，其中一“因医疗事故以外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这种医疗纠纷案件，适用了鉴定二元化，除了程序上的尴尬之外，也造成了构成医疗事故的比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案件赔偿额更低的结果。
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法发[2010]23号司法的解释，其中三“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照职权决定进行医疗损害鉴定的，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及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组织鉴定”。笔者于2012年3月24日在法律图书馆、论文资料库已发表“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机构”法定设立的探究一文，供参考。
对于法医就“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都不相信，根据我国民法专家杨立新教授的说法，因为作鉴定人是法医。（注1）那么法医就“医疗过错司法鉴定”错在哪里呢？如何应对？才能使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相信呢！
在论述之前，笔者就“医疗过错”基本法理予以赘述：
1、医疗过错是指行为主体的主观方面，它包括故意和过失。在医疗纠纷案件中，故意行为属于故意伤害论，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2、医疗差错是属于医疗过错，也是指医疗过失行为。
3、医疗事故在医学会鉴定中已明示“医疗过失行为及其人身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属医疗过错。
4、医疗损害是指侵权损害赔偿的医疗损害，如直指侵权行为，建议适用王利明教授推荐的《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专业人士的不法行为或技能不合理欠缺。”医疗损害直指侵权行为，也属医疗过错。
由此可见，医疗过错是指医疗差错、医疗事故、医疗损害的总称。
一、法医就“医疗过错”鉴定中鉴定人资质不够格，再加上“司法鉴定”的皇冠，可以造成在司法实践中有关“医疗过错”鉴定问题的误导、悖乱。
什么是法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的《代现汉语词典》，把“法医”释义为“法院中负责用法医学来协助审理案件的医生”。上海辞书出版社的1979年版的《辞海》，将“法医”释义为“用法医知识，解决侦查审判工作中有关医学问题的专业人员”。显然，《辞海》对“法医”作出的条目释义更为准确，即《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出现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错把法医当医生。在此基础上，如果有人把“法医”进一步引申为代表法律的医生，则更加缪之千里。（注2）
根据《执业医师法》第12条、第14条规定，法医不属于“依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经注册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的专业医务人员。”由此可知，法医不是给人看病治病的医生，根据《执业医师法》的规定，没有取得职业医师资质的人员，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也不是“医疗损害”辞解释中的专业人士。
笔者为什么说，法医再加上“司法鉴定”的皇冠，是根据《决定》的规定，法医是司法鉴定机构的成员，可以成为法医类鉴定业务中的鉴定人。然而在“医疗过错”的鉴定中法医连执业医师资质都没有，即使戴上“司法鉴定”的皇冠，就“医疗过错”进行司法鉴定，显然误导、悖乱。
二、法医类业务中法医病理鉴定与法医临床鉴定，在“医疗过错行为及其人身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两个问题的鉴定中无权涉及。
根据《决定》第17条第一款，法医类鉴定，包括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物证鉴定和法医毒物鉴定。根据以上规定，与医疗纠纷案件有关的是法医病理鉴定和法医临床鉴定。
（一）法医病理鉴定，又称尸体鉴定，其相关研究死亡、晚期尸体现象、机械性损伤、窒息。具体职责：死亡的原因鉴定、死亡的方式鉴定、死亡的时间推断、致伤（死）物的认定、生前伤与死后伤的鉴别、死后个体识别等。而临床病理研究的对象是患病的机体，又可分：1、病理生理学主要研究机能、代谢的变化及其变化发生发展的病因和机理。2、病理的解剖学则测重于研究形态结构的改变。
（二）法医临床鉴定，又称活体损伤鉴定，具体的职责：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损伤与疾病的关系评定、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伤残程度评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的评定、劳动能力评定、活体年龄鉴定、性功能鉴定等。而临床医学是研究患病机体疾病的发生原因、诊断和治疗的一门学科。
由此看来，法医病理鉴定和法医临床鉴定的测重点，是人体致死之后一系列的判断和活体损伤的状态、程度与损伤的关系，而与临床病理学、临床医学有显著的差别。
在医疗纠纷案件中，依照《侵权责任法》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有否“医疗过错行为及其发生人身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两个关键问题的鉴定，正是与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无权涉及的内容，且违反我国三大诉讼法中关于鉴定问题“法定主义”原则（司法解释不是法律规定），由是法医就“医疗过错”鉴定的结论自然是无效的。
三、“医疗损害（过错）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应予以法定。
在司法实务中，《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医疗事故鉴定已归属于卫生行政部门去了。医疗损害（过错）司法鉴定机构，立法机关又以“实体法不规定程序法的内容”（注3）没有出台。那么人民法院怎么办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交由法定鉴定部门已落空，指定鉴定部门又可能出错。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司法解释（2010）23号。笔者认为：在《决定》中没有“医疗损害”法律用语的含义，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依据《立法法》第42条规定，也没有“医疗损害”具体含义的解释，即使按司法解释（2010）23号去实施能得出“医疗损害（过错）司法鉴定”的鉴定结论吗？显然是不可能。
在司法界一直重视“程序”正义，程序法应优先于实体法，为解决“医疗损害（过错）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笔者建议立法机关重视并予以法定。
四、医疗行业是高技术高风险行业，由于法医行业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法医就“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的错误根源，建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应予以撤销。
（一）医疗行业是高技术性行业，只有让同行业的专家把握医疗行为的过错界限，才能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二）医疗行业又是高风险行业，任何医疗行为的后果都具有不可预测性。医疗的专家有时都不可预测，隔行如隔山的法医能预测吗？显然不能。
（三）医疗行业是高技术高风险性，医学要发展，要为人类做出贡献，有关医疗专业的高风险应由医患双方共同承担，不能一旦出现“死人”，就是有“医疗过错”的局面应予以改观。由此，有医学专家提出，法律缺少有针对性的保护医疗“无过错”行为的条款或内容。（注4）建议法律给医疗活动留有一定的“无过错责任”空间，以保证医生合法的医疗权利。
在司法实践中，应树立中华医学会中就“医疗”的专门性问题鉴定的权威，由于法医行业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法医就“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的错误根源，笔者建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应予以撤销，回归二元归一元的鉴定程序。
五、“医疗损害（过错）司法鉴定机构”应授予中华医学会鉴定
1、《侵权责任法》中有关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的性质，应当是司法鉴定，但必须纳入司法鉴定轨道，才能予以实施。医疗损害责任鉴定，也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实质上也可称医疗过错司法鉴定。
2、在法律、行政法规中，根据立法需要可以出现“医疗差错”、“医疗事故”、“医疗损害”、“医疗过错”的术语，其外延不断扩大，但涉及“医疗”的专门性问题应当无争议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2条的规定，对于专门性问题的鉴定，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笔者认为：唯一具有权威的“医疗”专门性问题的鉴定应是中华医学会，即使没有执业医师资质的法医也是中华医学会的组成人员，这一点可能有些学者还并不认知。
3、在医学院校里医学生的教材，包括“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在《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各种分册》的技术标准、操作规程等都是中华医学会的专家编绪。
4、为了追求“公正”，另行法医就医疗过错鉴定，不再赘述。
5、为了追求“公正”，另请医学会之外的医疗机构专家鉴定，是不符合我国的国情。
6、有关社会与论中“老子鉴定儿子”，可以应用回避制度解决，“医医相护”缺少公信力可以制订有关法律，或者在《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常规与操作规范》中明确鉴定人的权利、义务，“医医相护”应承担法律责任。
笔者认为，以上六点理由可供立法机关予以参考。



注1、3：《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改革的成功与不足，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2：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释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起草小组/编写，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注4：2004.9.7，健康报，解放军306医院邹德威教授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二周年的座谈记录。
2012.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