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保护国家银行债权的通报（节录）

1951年4月4日，最高法院、司法部

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来函，请转知各地人民法院协同保护国家财产，对国家银行的债务案件多予协助，并就各地人民法院处理此类案件目前存在着的问题，提出了八项意见。经我们研究，认为这些问题之发生，除第七项有关立法原则，尚须研究外；其余各项基本上是由于有些地区的司法干部，对国家银行的债务案件重视不够，没有认识到：保卫国家金融就是保护国家生产建设事业，是人民法院重要任务之一。现在就该行所提出的问题分别说明如下：
第一项关于诉讼的时间问题：有些地区的法院对国家银行的债务案件，采取拖延的态度，使国家银行受到很大的损失，这是不对的。嗣后对于此类案件必须尽可能提前审理，克服过去拖延的不良作风。又为了简化手续、减少纠纷，正确地保护国家和人民的权益，各地人民法院应迅速建立公证制度，在认证契约时，载明强制执行条款（上海市人民法院公证处已依此办理）；嗣后如有一造当事人违约，对造当事人即可请求法院依照契约执行。
第二项关于抵押放款押品的处理问题：原则上应依照双方订立的契约办理，不必经过诉讼程序，但遇有争执时，法院得依法予以调解或判决。
第三项关于抵押放款押品不存银行仓库内的（即流动质押）处理问题：既为抵押放款的押品，不管其是否存放在银行仓库或就地封存，或流动质押，自应均属放款的抵押品，如查实确有盗卖押品情事，得酌给刑事处分，如在流动质押过程中，由于蚀耗亏累或遭不可抗力以致有损失者，不能视为盗卖，应依具体情况酌情处理。
第四项关于抵押放款押品的处理顺序问题：押品户除押品外，有其他财产足以偿付工资、税收者，该押品的处理，银行应有优先受偿权，如除押品外别无所有，应按具体情况合理分配的原则，协商决定处理。
第五项关于保证人责任问题：依契约只保证债务人不逃避者，不负还债责任。如债务人逃避时，保证人应连带负偿还责任。依契约保证还债者，如债务人无力还债，或押品不足抵偿时，保证人均应负还债责任。如有二个以上保证人时，所有保证人其所担保的责任，在契约上有所不同规定者，从其规定；无不同规定者，应共同负偿还责任。
第六项关于在执行上发生的问题：有些地区的法院对于判决不能认真地去执行，是不对的，必须纠正。因为既经判决，就发生法律的效力，法院应负贯彻执行责任。
第七项（略）
第八项关于国家银行贷款契约的问题：既是两造自愿签订的契约，就应具有法律效力。
除将原函附发参考外，以上各项，希切实执行。特此通报。

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来函
目前本行为扶植生产、繁荣经济、沟通城乡内外物资交流，贷款业务日有发展，随着对公私企业贷款的增加，债务纠纷乃不免时有发生。其中大部分虽已获得顺利解决，但因为政府还没有制定债权法，以及各地司法机关对于本行的地位和作用，认识未尽一致，存在问题亦复不少。查本行一方面是国家金融行政的主管部门，同时又是集中社会资金，运用于扶助生产事业之国营企业机构。所有存款既需保证存款人之支取动用，所有放款尤须保证能按时收回。唯有通过银行的存放业务，按照计划及时放出和收回，才能负起扶助和监督生产与商品流通，管理和调节市场的货币信用之任务，保证全国的金融稳定。故各部门协助银行、保障各种信用关系按契约执行，以完成上述政策任务，实为至要。爰特就目前存在有关问题及我们的意见，汇总如下，至希贵院以及所属协同保护国家财产，对国家银行的债务案件，多予协助，藉利工作进行：
一、关于诉讼的时间问题：
根据苏北、察哈尔、汉口分行的报告，苏北崇明支行于1950年8月对欠户倪国清起诉，历时数月；察北办事处于1949年贷给张北发电所折实面粉七千六百斤，至今一年多拖延不还，经送法院长期未予解决；汉口分行第二营业部与华森木行因房屋抵押放款发生纠葛诉讼，自1950年迄今亦历十月尚未解决。因为国家银行的放款是短期性的，这样持久不能解决，影响国家银行资金周转甚巨。我们希望各地法院对国家银行债权案件尽可能提前审理，并迅速树立公证制度。发生纠纷时，法院即可依照契约执行，不再经过诉讼手续，以免迟延时日。
二、关于抵押放款押品的处理问题：
押品的处理按照契约的规定，如借款人到期不能归还借款时，银行即可变卖押品归还公款；但各地法院认为要处理押品，必须经过诉讼程序，经由法院判决后始能变卖。例如新乡市法院说：“处理押品必须由银行填具申请书，经法院批示后，并协同贷款户至法院填写财产转移证方可有效，否则犯法。”因之银行贷款契约虽是经双方同意签订的，有时就变成无效的空文，使个别贷户认为抵押放款的押品银行无权处理，拖延不还。我们的意见是：契约是双方订立的，应当照契约办理；但是，如果债务人认为银行处理使其有过大损失坚不同意，或有第三者提出异议时，银行需要呈请法院判决。
三、关于抵押放款押品不存银行仓库内的处理问题：
目前国家银行为减轻借款人负担及帮助生产，采取就地封存或流动质押的办法（即借款人可以运用押品从事生产，押品随生产过程而变化，由借款人出具保管证，随时将运用情况报告银行）。有些借款人即往往将押品盗卖，使银行债权缺少了保障。我们认为在契约上既定为押品，无论是否存入银行仓库，或就地封存，或流动质押，在法律上均承认其为抵押品，有同样效力，如果借款人盗卖，应给以刑事处分。
四、关于抵押放款押品的处理顺序问题：
抵押放款的押品，在契约上业经规定在银行抵押或过户银行，银行已占有该项财产，自应有优先受偿权。但是1950年上海分行为威理船务行抵押放款涉讼，因万国商员商约有欠薪有优先权利之规定，当时法院审判员曾表示该行职工欠薪可能优先于银行抵押权受偿，后该案因职工让步，本行贷款本息得以清偿。所以关于放款抵品处理的顺序，是工资优先还是抵押银行债权优先？我们认为抵押放款不同于信用贷款，银行应有优先受偿权，但如借款人欠有工资及税收时，借款人除押品外，其余资产不足偿付工资、税收，或除押品以外别无所有，银行应照顾工人生活及国家税收予以让步。税收的数字是一定的，但是工资的伸缩性很大，所以如遇此类事情发生时，应由银行、法院、工会、劳动局几方面会商决定，同时照顾工人，也要使银行少受损失。
五、关于保证人责任问题：
陕西铜川支行，于1949年贷给合众煤矿折实小麦五十石，到期不能归还，经理潜逃，银行即向保证人新生、民丰两粮行催索。保证人以找回经理为借口，不履行保证承还责任。经向法院起诉，法院认为“保证人只可保人，不能保钱”；并称：“着保证人代为还款有点不合情理”，未予解决。查银行的放款无论是抵押放款，或信用放款在契约上均定明：如借款人不能归还借款时保证人有承还保证责任。我们希望法院方面，能切实保障银行契约效力，责令保证人履行承还责任。如果是抵押放款，应是先行处理押品，押品不足时，保证人仍要负责补偿，不能以有押品而推卸责任。如有两个以上保证人时，保证人要负连带偿还责任。
六、关于在执行上发生的问题：
陕西耀县支行，于1950年7月经法院判决欠户党长林限期一个月归还借款，但到期未还银行，要求法院派员会同督促还款，但法院认为：“法院怎能替银行要帐呢？”不予派人执行。又长沙支行1950年3月对民生造纸厂的放款到期，迭索不还，银行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借款人每三天交土纸一担，但至今借款人不履行。法院方面时紧时松，对执行欠款明确表示，使借款人产生消极还款的思想。例如说：“人民欠国家的钱没有关系；就是送到政府，一、二天即能取保释放，慢慢还是可以的。”我们要求法院应当维护法律的尊严，对已判决案件要严肃执行。
七、对于国家银行债权的认识问题：
据平原有分行呈称：“法院对于国家债权，往往以调和态度来处理，认为银行是经营部门，收入大、资金不缺，吃亏有弥补来源，没关系。如私营同花木料行借款两千万元转移用途，即促其还款，该户尚欠郑州合作社外债；法院处理时认为合作社是外来的，应照顾先还，银行守着财产，可以慢慢清理，致不能及时收回。又贷给私营宏记棉织厂纱十捆，该厂主人因各项负债甚重，惧债自杀；法院处理财产时（同时欠花纱布公司、合作社、军区供给科等），认为别的部门应归还，银行少收回一点没关系，要银行不收利息，少收回一捆纱。”国家银行是企业机关，对国家财产要实行经济核算制度，我们希望法院以公平合理保护国家财产的共同观点来处理。
八、关于国家银行贷款契约问题：
国家银行的放款契约是两造自愿签订的，经履行一切必需手续后，应具有法律效力。我们希望各地法院能够依照契约予以审理和判决。
以上意见可能有不合乎司法原则之处，但所提问题，至祈研究解决。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之完善

叶知年


[摘 要]在诉讼和解性质与效力问题上，应以德国的试行和解制度与美国的诉讼和解制度为代表，作为构建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借鉴，进而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以法院调解制度改革、《民事诉讼法》修改为契机，以诉讼和解与法院调解之间存在的天然联系为突破，将诉讼和解与我国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结合起来，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事诉讼和解理论；在我国未来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构建上，应明确规定诉讼和解的构成要件、程序上和实体上的特别要求、诉讼和解的效力及救济等问题。
[关键词] 民事诉讼 调解 和解 完善

基于当事人对民商事纠纷本身享有自主解决的权利和对诉讼标的自由处分的权利，各国相当尊重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行使处分权所达成的和解，一般在民事诉讼法中都有关于诉讼和解的规定，诉讼和解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也是相当广泛而有效的。与此相对的，是我国民事诉讼中诉讼和解的缺位。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 ，这似乎是赋予了诉讼当事人和解的权利。但是，当当事人想要行使这一权利时，却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问题：和解的条件、程序和效力等必要的相关规范都无法从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找到，当事人行使这一权利缺乏可靠的保障。诉讼和解在中国成为了事实上的摆设，许多人甚至并不知道在法院调解之外还有和解这一说。本文拟就诉讼和解制度作一比较研究，以期对建立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有所裨益。

一、诉讼和解的性质

（一）各国关于诉讼和解性质的学说
诉讼和解又称诉讼上的和解、裁判上的和解，是指双方当事人把他们对诉讼请求的主张相互让步的结果在诉讼上进行一致陈述的行为。在国外，广义上的诉讼和解既包括在诉讼程序中进行的和解，也包括诉讼提起前进行的“起诉前的和解”。一般认为，诉讼和解是双方当事人间达成的合意。在外国传统的民事诉讼中，受司法消极主义理论影响，法官对当事人达成诉讼上的和解一般持比较消极的态度，主要是为当事人提供一种对话、协商的渠道，而不是主动地向当事人提议和解或者积极地促成当事人间的和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的诉讼数量不断增加，新的诉讼类型不断出现。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各国在本国的民事诉讼程序改革中，开始注重诉讼和解，法官在诉讼和解中扮演的角色也趋向积极。
对于诉讼和解的性质，学界存有许多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私法行为说。这种学说认为诉讼和解是纯粹私法上的法律行为，在本质上与诉讼外和解相同，经由诉讼和解达成的和解协议属于私法上的和解契约，肯定了诉讼和解与私法上和解契约的连续性。德国的埃乌斯（Eccius）、柯勒（Kohle）、罗森贝克（Rosenberg）以及日本的河本喜与之等均持此说，指出诉讼和解之所以发生诉讼法上的效果，即发生终止诉讼的法律效果，是因为关于诉讼标的的争执已经结束，本案诉讼已缺乏诉讼的对象，故而赋予和解行为与确定判决同样的法律效果。各国法律规定应将和解协议记载于笔录之中，就是为了对和解协议加以明证。 美国民事诉讼法学界亦多此说，但与德日学者不同，他们不认为和解协议可以直接终结诉讼。
2、诉讼行为说。这种学说是通过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所得出的，即按照产生何种法律上的效果，行为即需要具备何种法律规定的要件的理论，得出了既然和解产生诉讼法上的法律效果，则表明和解具备诉讼上的要件，无疑就是诉讼行为的结论。德国的保罗（Palu）、比洛夫（Biilow）和日本的雉本朗造等持此说，认为诉讼和解是按照诉讼法规范来评价诉讼行为，是双方当事人通过互让而使诉讼终结的合意，或者说是关于终结诉讼的合同诉讼行为。 其中，前者又称合意说，后者又称合同诉讼行为说。
3、两行为并存说。这种学说认为诉讼和解一方面产生实体法上的效果，另一方面也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那么，根据产生何种法律上的效果，就必须是何种法律性质的行为的逻辑反推，产生两种并存的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也一定是两种相应的法律行为的并存。诉讼和解从表面上看来尽管只存在一个行为，但是在法律上，却存在着作为私法行为的和解与作为诉讼行为的终结诉讼的合意两个行为，并且，这两个行为是并存的。德国的赫尔维希（Hellwig）和日本的山田博士即持此说，主张诉讼和解是私法上的和解契约与终结诉讼合意的诉讼行为两者的并存。在该学说内部，针对诉讼和解中的私法行为与诉讼行为间是否存在联系，又分为不同的派别。
4、两行为竞合说。这种学说认为诉讼和解无论从现象或是法律上看，均只是一个行为，但这一个行为却是一个具有双重属性的特殊行为，既具有在当事人之间存在的私法上的和解契约的性质，又具备在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和法院之间存在的诉讼合意的性质。而且，这一学说完全肯定了在诉讼和解的私法性质与诉讼性质之间存在交流与沟通。德国的施勒克（Schnke）、尼克逊（Nikisch）、莱特（Lent）和日本的加藤正治等支持此说，把诉讼和解看成是同一行为中含两种行为的属性。目前，这一学说是诉讼法学界的主流观点。
（二）我国对诉讼和解性质的选择
私法行为说强调诉讼和解乃是一种私法上的和解，诉讼和解达成的和解协议是私法契约。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契约法的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这也是私法行为说为英美法系国家广泛采用而被大陆法系国家弃如敝履的重要原因。我国的法律制度，清末师德、民国师日，新中国前期取法苏联，改革后又以德、日及我国台湾地区法律为重点研究学习对象，而合同法在我国的发展亦不过是十数年。显然，私法行为说并不适合我国国情。
诉讼行为说只把诉讼和解当做当事人间达成的终结诉讼的合意，而没有看到，在这一合意达成过程中，当事人对自身实体权利的处分以及和解成立后和解契约对当事人的约束力。这样的性质理论明显不适合概括诉讼和解这一法律行为的全貌。
两行为并存说内部，对于作为私法行为的和解与作为诉讼行为的合意这两者是否有联系存在着分歧。主流观点认为这两者是分别独立存在并且各自独立的发挥作用的，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两者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前一种观点割裂了诉讼法与实体法之间的联系，难以让人信服；而后一观点固然坚持了诉讼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天然联系，但在一个法律事实中存在两个交错不可分的法律行为，始终令人费解。
两行为竞合说与并存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在诉讼和解私法方面和诉讼法方面的互通和交流这一点上，竞合说内部不存在有分歧，也就是说，竞合说坚持认为，如果诉讼和解存在私法上无效的原因，那么，在诉讼法上也必然导致该行为无效。而且，竞合说所提出的一个行为两种性质的说法，令人更易于接受；恰如人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商品亦有使用价值与价值之两重性。
事实上，无论何种学说，均不能很好地解释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关于诉讼和解效力的争议，而且，即使是在各个学说的内部也都存在着分歧。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何种学说出发，经过适当的修正，都可以导出相同的结论。这样一来，关于诉讼和解性质的争论可以说仅仅是一种试图将其在理论上进行说明的技巧性的论争。因此，在构建我国的诉讼和解制度时，不应太过拘泥于现有的关于诉讼和解性质的理论，更应该考虑的是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对于这种制度的需要，即现实为什么需要这一制度，现实需要这一制度为何。毕竟，法律之所以被制定，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且，在法律发展史上，各种成文的法律概念都是在对现实存在的法律制度进行提炼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世界又是不断发展的，现在我们所提及的法律术语的含义与其诞生之初相比，虽然已经被大大丰富了，但是，面对丰富的法律实践，法学理论仍然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就纯粹的理论探讨而言，笔者更倾向于两种性质竞合说。
诉讼本身，就不是单纯的由诉讼法便可以完成的活动，事实上，诉讼即是实体法与诉讼法共同作用的“场”。张卫平教授曾经提到：诉讼法学在研究上将诉讼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必要从实体法和诉讼法两者的相互关系来把握诉讼现象。提倡实体法和诉讼法对立的二元观时，更要追求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现代法治体系中，形成了实体法和诉讼法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因此，即使是一个经验事实，也可以从实体法和诉讼法这两个不同的方面作价值上的判断。 具体就诉讼和解来说，正是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可以在民事诉讼中进行和解，和解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之一；同时，民事诉讼法还以处分原则为基本原则之一，赋予当事人处分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权利，和解才得以在诉讼中进行。因此，当诉讼和解实际完成之时，便自然地具备了诉讼行为的性质。而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又是民事实体法领域内私法自治精神在诉讼领域的体现，且当事人在诉讼和解中彼此让步所处分的乃是自己的民事利益，和解协议内容的合法与否应当以实体法为审查依据，这又使诉讼和解具备了一种实体行为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诉讼和解相当于一个民事契约，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实质上就是确定一个契约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与一般民事契约不同的是，和解契约是在诉讼中达成的，并由法院见证，是诉讼契约中的一种。

二、诉讼和解的效力

（一）各国关于诉讼和解效力的学说
诉讼和解的效力，即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和解协议成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效果。这里的“和解协议成立”是指和解协议由当事人各方认可的、且经过了法定程序而生效。理论界对于诉讼和解效力的争议主要在于，诉讼和解是否具有既判力，即是否具有与确定判决相同的效力，而其中心问题又在于诉讼和解在实体法上的瑕疵是否影响其诉讼上的效果。关于该问题的学说可以分为三种：
1、既判力肯定说。这种学说认为，诉讼和解是判决的替代，则确定无疑地拥有既判力，除非诉讼和解中存在再审事由，才可依再审程序推翻原和解的效力；除此之外，当事人不得以和解存在实体法上的瑕疵为由提出主张。以日本的兼子一为代表的学者持此说。
2、既判力否定说。这种学说认为，确定判决具有既判力，即是说判决一经确定，当事人就不得以已裁判的诉讼标的再行起诉或提出与判决相矛盾的主张，法院也不能再作出与之相矛盾的判断。因此，既判力实质上是一种国家权力，具有公权性质，而以诉讼和解的当事人之间私法上和解行为的性质而言，不可能产生既判力。因此，当事人当然可以就诉讼和解实体法上的无效及撤销原因提出主张。德国的罗森贝克（Rosenberg）、尼克逊（Nikisch）、赫尔维希（Hellwig）和日本的新堂幸司等学者肯定此说。
3、限制的既判力说（折衷说）。这种学说的主要观点在于，只要诉讼和解中不存在实体法上的无效及撤销原因，该和解就具有既判力；同时允许当事人就诉讼和解中实体法上的无效及撤销原因提出主张。主要有日本的菊井维大等学者持此说。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对于诉讼和解效力的规定多有不同。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和解制度大都规定，和解一旦成立，即具有与确定判决同等的效力。也就是说，诉讼和解成立后，诉讼终结，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得以确定、创设或变更；第一审达成的和解，当事人不得上诉，上诉审中达成和解协议的，原审判决自然失效；并且，有的国家也赋予和解协议以可强制执行力，在一方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形下，另一方可以据此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英美法系国家的制度则略有不同，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并不因当事人间达成的和解契约而自动终结，终结诉讼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撤诉，撤诉后原告是否能够再次起诉取决于和解契约的约定；二是“合意判决”，即将当事人间达成的和解条件记录于法院裁决之上，形成“合意判决”，合意判决与一般判决一样产生结束诉讼的效力，并且具有既判力和强制执行力。
（二）我国对诉讼和解效力的选择
既然诉讼和解兼具两种性质，那么其效力当然也同时体现于诉讼法和实体法上。在诉讼和解的效力问题上，我们赞同限制的既判力说。这一学说主要是从既判力作用的两个方面入手的。一般认为，既判力的作用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作用在于禁止当事人提出与判决内容相矛盾的主张，另一作用则是不允许当事人对判决于意思及陈述上存在的实体法瑕疵进行攻击。在判决的情形下，既判力的作用主要体现于前者，后者通常寓于前者之中。但是，在诉讼和解的情形下，由于关系到当事人的意思与陈述，后一作用也浮出水面。在考虑诉讼和解的既判力问题时，首先应当注意到，既然已经选择了两种性质竞合说作为我国诉讼和解制度的基础理论，那么，出于允许当事人对实体法上的瑕疵提出主张的考虑，着眼于既判力的后一作用，就应当否定诉讼和解的既判力；但是，在诉讼和解中，既判力前一方面的作用仍然存在，如果完全否定了它的既判力，就无法阻止当事人就原诉讼标的再行起诉，法院也不得不再次审理，这种情形非但不能减轻法院和当事人的诉累，而且不利于鼓励当事人进行诉讼和解，无疑是不当的。所以，对原告的这种再诉或者主张必须予以遮断 ，即还应当对既判力的前一作用给予承认。简言之，就是在不存在实体法上无效及撤销原因的限度内，应当承认既判力。这样，诉讼和解一旦成立生效，便与确定判决具有同等效力，可以终结诉讼，并且阻止当事人就同一标的再行起诉；同时也可救济存在有实体法上无效及撤销原因的诉讼和解。
限制的既判力说通过对既判力作用的不同侧面进行区分，使得诉讼和解的当事人可以因实体法上的瑕疵获得救济，与和解的性质理论相衔接；又不会导致当事人滥用权利，就原诉讼标的再行起诉、增加法院压力，不失为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构建在理论上的恰当选择。由此引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当事人该如何就实体法上无效及撤销原因提出主张？是另行起诉还是继续旧诉讼？我们建议，我国在制度构建时选择继续旧诉讼，即由异议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请确认诉讼和解有效与否，和解有效则法院宣告诉讼终结；和解无效，则继续原有的诉讼程序。如此，该诉讼中原有的诉讼状态能够原封不动的继续进行，可以减少诉讼成本；而且，原法官较之新案法官能更好地审查和解是否无效。

三、诉讼和解制度的具体程序设置

（一）德国的试行和解制度
1、诉讼和解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1）和解必须在某个德国法院前订立，主要是诉讼法院，也可以是任何其他的以任意方式处理和解标的地普通法院。（2）应当是在已诉讼系属程序中订立和解，但在其他合适程序（如独立的证据程序、批准诉讼费用救助的程序以及和解程序）也可进行。在程序结束发生既判力之后不再可能订立诉讼和解。（3）诉讼和解的订立人是诉讼的双方当事人，第三人也可以加入诉讼和解。（4）和解标的是本案诉讼标的的全部或部分，也可以涉及与本诉讼没有关系的争点。这使得从整体上澄清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成为可能。（5）诉讼和解的内容一定是双方当事人互相让步的结果，即使是相当小范围内的让步。
2、诉讼和解满足诉讼行为有效要件的特别要求。它包括：（1）和解的形式是在法院前的口头表示，在法院系属的程序范围内及其记录范围内，后者为有效性所需。记载了诉讼和解的诉讼记录必须向参与人宣读、出示或播放并由其同意，否则诉讼和解无效。（2）诉讼代理人有权订立和解。（3）法院对以和解方式结束的权利争议是否有管辖权和法院职务任命是否合法皆不影响诉讼和解的效力。
3、诉讼和解适合实体法的有效要件。即：（1）如果实体法对和解内容规定了形式，则该形式被诉讼记录代替。（2）双方当事人必须具有和解能力，即必须有权对诉讼标的订立和解。（3）如果和解标的是一项处分，则作处分的和解当事人必须具有处分权限。
4、诉讼和解的效力。诉讼和解首先是一个诉讼行为，它的效力当然首先表现于诉讼领域。在和解充分有效的情形下，权利争议结束，还没有发生既判力的判决也被消灭。如果和解存在可执行的内容，则具有强制执行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和解案件发生实质既判力的确认，它只是判决的代替。而诉讼和解在实体法上的效力，通常只有在和解规定了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法律关系（有时也包括第三人的实体法律关系）时才发生。
5、诉讼和解的无效。基于诉讼和解的双重性质，诉讼法上的原因和实体法的原因都可导致和解的无效。如果实体法方面有自始无效的原因，则除实体法效力外，和解的诉讼法效力也被取消；如果诉讼法方面有无效的原因，则和解的诉讼效力不发生（即不发生诉讼终结），而实体方面是否无效，则属于个别情形，纯粹的实体法和解或可依《民法典》第779条保持。
7、诉讼和解的救济。对诉讼和解无效性的裁判是在旧诉讼中进行的，即诉讼应当依照认为诉讼和解无效的一方当事人的申请而继续；若在继续的旧诉讼中可能证实和解有效，则诉讼终结。此种情况类似于对诉之撤回的有效性有争议后又由法院在相应的审查后肯定其有效性的状态。如果法院认为和解无效，则可对之通过中间判决或者在对诉作出的终局裁判的理由中作出裁判；如果法院认为和解有效，则应通过终局判决（诉讼判决）确认权利争议已经通过诉讼和解终结。
（二）美国的诉讼和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