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医药局、国家物价局


国家医药局、国家物价局关于加强中药材价格管理的联合通知
国家医药局、国家物价局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中药材购销政策的调整，中药材价格已陆续放开。根据价格放开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为了更好地发展中药材生产，指导供求，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加强对中药材价格管理作以下通知：
一、中药材收购价格实行国家指导价和议价两种基本形式。
（1）对麝香的购销价格实行最高限价，对甘草收购实行最高限价，由国家物价局和国家医药管理局下达，杜仲、厚朴的收购实行指导价，由国家医药管理局下达，上述四种中药材必须加强管理。由药材公司统一收购，统一经营。
（2）人参、三七、黄连等二十种中药材（品种见目录），根据成本、比价和供求情况，由中国药材公司每年组织主产区商定协调价格，以指导生产和经营。除上述品种外全部放开。各地视具体情况，对重点品种也应积极做好价格衔接，协调工作，具体品种自行确定。
（3）各级物价和医药主管部门对放开的品种，为防止出现价格暴涨暴跌、生产大上大下和资源遭受破坏，要及时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以保护正常生产和供应。
二、中药材议销价格，采取统一规定进销差价、地区差价和批零差价的办法进行控制。掌握以下几项原则：
（1）中药材的购销必须坚持正常的商品流向，销售价在一九八三年国家医药局国药材字（83）第336号规定原则内除加直接费用，再加综合差率。产地县12％各销地10％。为鼓励产销地区直接购销，减少中间环节，对于因减少环节而节省下来的费用，可以允许销地适当扩大
进销差价或降低一些批发价格。
（2）中药材（包括饮片）的批零差率仍执行原规定的25－35％。但应根据不同品种，分类掌握。大宗常用和价值高的品种，差率掌握紧些，数量零星、价值低、损耗大的冷背小品种，差率应该大些。
（3）中药饮片要贯彻优质优价、分等订价的原则。在原作价办法基础上，可根据加工品种的难易，加4－7％的利润，不得再扩大。
（4）系统内部调拨、调剂中药材（不包括进口药材），在不突破上述规定的差率幅度的原则下，由购销双方协商定价。
（5）为了保证市场配方的需要，对生产零星、分散、拣拾、价值低用量小以及罕用的小药材的销售价格，可不受规定差率的限制。其具体品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材公司确定。
（6）京、津、沪以及保留现行经营环节的省、自治区仍可按现行规定的差率（即：国药字（83）第336号，下同）掌握。
（7）同一城市有几个药材经营单位的，互相之间调拨成交的中药材，为了保持价格的稳定，应本着对二级站、批发和零售三兼顾的原则，不得扩大差率，结合具体情况，由各地自行安排。
（8）进口药材和中成药的作价，仍按现行办法执行。
以上规定，凡符合《药品管理法》的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的经营中药的单位和个人，不分隶属关系，经济成分，一律严格遵照执行。凡从药材（医药）公司进货的零售、医疗单位，必须执行当地统一规定的零售价格，自行进货的，要按地区差必须服从质量差的原则，制订销售价格，
不得抬价购销，不准转手批发、倒卖，从中渔利。
各级医药、物价管理部门，要同工商管理部门密切配合，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加强监督检查，有违必究。共同做好中药价格管理工作。
附件：中药材价格管理目录
国家指导价格品种：
麝香、甘草、杜仲、厚朴
中国药材公司协调价格品种：
黄连、当归、川芎、生地、白术、白芍、茯苓、麦冬、黄芪、贝母、银花、菊花、牛膝、元胡、桔梗、连翘、芋肉、三七、人参（包括野山参）、牛黄。



1986年4月11日
重新审视行政处罚权的相对集中

“在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从所集中的行政处罚权角度观察，可以认为是城市公物警察权；若单单观察“集中”的二字，则又有一种角度。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法律依据是《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
这一法律条文，实际上是授权国务院（而且国务院可以转授权）可以不再需要履行原有立法（包括法律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修订程序，直接变更所设定的行政处罚权的执法主体。应该看到，原行政处罚权的的来源具有多样性。既有根据法律直接设定的，也有国务院法规、部门规章设定的行政处罚；既有《行政处罚法》之前的旧法设定的，也存在《行政处罚法》通过实施之后新制定、修订的新法所设定的行政处罚权。
国务院在执行“集中”过程时，表述很是灵活。他既没有具体指出哪一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更没有指出变更的具体条款，而是采取了“某某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这样的表述方式（见国务院法制办的82个批准函，以及国发2002年17号决定）。这种表述方式，既涵盖了不同位阶的法，也涵盖了旧法，更加前瞻性的覆盖了今后的新法。在《城乡规划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立法之后，有人认为新法所确立的行政处罚权执法主体不能再发生变更，即新法规定的行政处权不应该被“相对集中”，这种理解是狭隘的。
《行政处罚法》是行政处罚领域的普通法，而非《立法法》的下位法。从立法法、组织法的角度观察，不经修订原有立法，法律直接授权国务院及其转授权的省级人民政府直接变更行政执法主体，虽然不算违法，但也并不是很科学。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受到的所谓“合法性质疑”也说明人们这种“集中”难以完全认同，尤其是当直接变更了人大制定的法律时，立法权有推卸责任、出尔反尔的嫌疑，行政权有侵越立法权的嫌疑。
必须承认，在一定历史时期，尤其是行政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定型、某些领域如城市管理领域公物立法十分滞后的情况下，这种“集中”有一定的合理性，具有临时尝试的意义，但是这种“集中”必将仍然以及时制定、修订完善相关领域的立法为期待的目标，而不应当成为一种永久性的措施。
我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尤其是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加快推进有关城市管理领域单行立法，将《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城市绿化条例》等城市公物法规尽早加以修订，将已经成熟的法规尽早提请上升为法律，把有关城管公物行政处罚权直接的授予城管部门。这些法律修订完成之日，必将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终结之日。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