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电信v.欧盟委员会案论价格挤压的认定

李治国


内容摘要

　　本文从德国电信股份公司v.欧盟委员会一案的角度分析价格挤压这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竞争行为的构成及其认定标准，并主张价格挤压应成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一种新形式，并从提出中国的立法和执法部门应在价格挤压领域加强协调和配合。

关键词：价格挤压；市场支配地位；批发价格；零售价格；上游市场；下游市场


案例：

德国电信股份公司 v. 欧盟委员会

案情

　　德国电信公司(以下简称“德国电信”)是一家经营固定电话网络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由政府持有30.92%股份。在德国电信自由化之前，由其垄断固话业务。在1996年8月1日德国电信法( Telekommunikationsgesetz)生效后，德国电信公司面临着来自这两个市场的竞争。其本地网络设施包括“本地回路”，即连接其主配线架和用户家庭的物理回路，德国电信需要将其本地网络提供给其他的电信运营商和用户使用，因此就相应地区分其提供的服务，即向作为其竞争者其他电信运营商提供的“批发服务”和向其普通用户提供的“零售服务”，服务价格也据此分为“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

　　1997年5月8日德国联邦邮政和电信部(Federal Ministry of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MPT”)决议要求德国电信将其本地回路以非捆绑的方式(unbundled)提供给其竞争者使用。此批发价格包括两部分：月租费(monthly subscription charge)和一次性费用(one-off charge)。如果停止使用，还要收取停止使用的成本费。根据德国电信法第25条(1)的要求，批发价格必须事先得到德国电信和邮政监管机构(Regulierungsbehörde für Telekommunikation und Post，”RegTP”) 的批准，其批准的依据是电信法第24条的要求。经批准后，德国电信必须在批准的期限内执行此价格。

　　就零售价格而言，德国电信提供传统的模拟连接(T-NET)和数字窄带连接(T-ISDN)。这两项业务通过德国电信现有的双绞铜线就可以提供。德国电信同时还提供宽带接入(T-DSL)，但需要升级现有的T-NET和T-ISDN网络。对T-NET和T-ISND的使用收费(即零售价格)受最高限价制度的约束，而T-DSL的零售价格则由其自行决定，但需经事后审查。德国电信的零售价格也包括两部分：基本月租费(根据线路和服务质量而不同)，入网一次性费用(根据线路两端的工作量而定)。但德国电信并不向用户收取停止使用的成本费。

　　德国电信的T-NET和T-ISDN零售价格通过最高限价制度管理。根据电信法和电信收费令(1996年10月1日)的相关规定，德国电信网络接入的零售价格与通话费并没有根据各自的成本而分别管理，而是作为一揽子服务同时管理。但1998年1月，RegTP设立了两个“篮子”：一个是居民类用户，一个是商业类用户。每个篮子均包括T-NET和T-ISDN及全部的通话业务，如本地、区域、长途和国际长途。根据收费令规定，RegTP确定每个篮子中所有服务的初始收费水平，并确定每个篮子价格在特定期间的浮动目标。这样，就给每个篮子设定了最高价格，但对每个篮子的最低价格并没有强制要求。

　　根据BMTP1997年12月17日决议，在1998年1月1日到1999年12月31日期间(最高限价一期)，德国电信分别将两个篮子的总价降低4.3%。RegTP于1999年12月23日作出决议，要求在最高限价一期结束后，在保留两个篮子的基础上，再降价5.6%，期限是从2000年1月1日到2001年12月31日(最高限价二期)。

　　在强制要求降价的体制框架下，德国电信可以在获得RegTP事先批准后更改每个篮子中各组成部分的价格。根据收费令规定，如果单个篮子的平均价格没有超过规定的最高限价，这种价格调整就会被批准。因此，如果此篮子的价格没有超出最高限价，这种制度使每个篮子组成部分的价格可以增加。但根据电信法27条(3)，如果其明显不符合电信法第24条(2)的要求或电信法或其他法律的规定，那么就会被拒绝。

　　在前两个最高限价期，德国电信大幅降低两个篮子的价格，远远超出监管机构的要求。但这些降价基本上是针对通话费的。T-NET的零售价格(月租费和一次性费用)在这两个期限内均没有变化，即从1998年到2001年底。T-ISDN的零售价格，德国电信仅降低月租费。

　　2001年12月21日，RegTP决定采用新的最高限价机制，并于2002年1月1日施行。新机制废弃了两个篮子的分类，而是采用四个篮子的分类：最终用户线路(篮子A)、本地通话(篮子B)、国内长途通话(篮子C)和国际长途(篮子D)。2002年1月15日，德国电信通知RegTP其要将T-NET和T-ISDN的月租费提高0.56欧元，并于2002年3月13日获得RegTP的批准。2002年10月31日，德国电信就提高零售价格又一次提出申请。RegTP部分拒绝其申请，仅同意将T-NET的月租费提高0.33欧元，而不是提高0.99欧元，也拒绝将T-NET和T-ISDN的一次性费用提高13.40欧元。

　　T-DSL的收费并不受最高限价制度的事前监管。根据电信法30条，此收费仅需事后审查。2001年2月2日，因竞争者的申诉，RegTP对德国电信以前的ADSL收费价格进行了审查，以确定是否存在与德国竞争规则相抵触的低于成本价销售行为。RegTP于2002年1月25日结束调查，并认定德国电信2002年1月15日的提价并没有低价倾销的嫌疑。

行政程序：

　　1999年3月18日和7月20日，欧盟委员会接到来自15家公司对德国电信定价的投诉，这15家公司均是德国电信的竞争者。
　　1999年7月15日，欧盟委员会根据1962年第17号条例第11条的规定向德国电信发出信息调查表(request for information)。德国电信于1999年8月13日和25日以信函方式对此予以回复。
　　2000年1月19日，欧盟委员会向德国电信的竞争者发出信息调查表。2001年6月22日，欧盟委员会再一次向德国电信发出信息调查表。2002年5月2日，欧盟委员会向德国电信发出拒绝通知。2002年7月29日，德国电信提交对拒绝通知的意见陈述。同年10月25日，德国电信针对竞争者的观点提交其观点陈述。
　　2003年2月21日，欧盟委员会再一次向德国电信发出拒绝通知。2003年3月14日，德国电信再一次提交意见陈述。
　　2003年5月21日，欧盟委员会根据EC82条做出2003/707/EC号决议 ，认定德国电信违反EC82条的规定，防碍市场竞争，并要求其停止相关行为，同时对德国电信罚款1260万欧元。并于2003年5月30日通知德国电信。

诉讼：

　　2003年7月30日，德国电信向欧盟初审法院提起诉讼。
　　德国电信诉讼请求是：
- 判定欧盟委员会决议无效或，减少对其的罚款；
- 由欧盟委员会支付相关的费用，包括非诉费用。
关于公务员犯罪的思考

袁征


　　法律界有一句话“外国法制史”就是中国现代法制史，反映出我们在学习西方上尽心尽力，不惜人力财力来学习西方法律文化，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法条越来越多，案件越来越多，懂法的越来越多，知法犯法的越来越多，2003年以前五年全国的刑事案件，全国刑事案件：360万，涉嫌犯罪率0.25 %，国家工作人员：20万，涉罪率0.5%，司法工作人员：2.5万，涉罪率1.25% （1），不难看出，我们的法律有需改进之处，我们在把目光投向西方的同时，也应该审视一下我们的吏治文化，以期建立适合我们国情的吏治文化。

一，儒家的官吏修身思想

　　先从儒家说起，儒学讲究的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唐太宗李世民说过“未有身正而影斜，上治而下乱”，可以批判的是“明君思想”在现代社会是没有生存空间的，但“修身”却是对每个时代每个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儒家追求的是修身，齐家，然后治天下，修身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李世民说过，未有身正而影斜，上治而下乱，修身好了，就天下大治了。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知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些观点，成为千百年来的做人做官甚至是为君的标准与旗帜，儒家又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来落实修身的追求，比如说孝道，孝道为自愿自发的道德实践，不为时间、空间、政治、人事、制度等外在因素所影响。孝顺父母即是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自然表现，是中国文化之起源及其能发展者，精神上乃是源於孝道文化（1）。封建制度也规定了许多制度来约束官吏，也使得孝的观念深入官吏的心，对鞭策其为人处世如何做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史为鉴，它是不能解决吏治的根本问题，但是它的重大作用还是不可忽视的。

二，法的慈心

　　我佛慈悲，大慈大悲，有损已利人之心甚也，我们不能像佛那样忍受过错而一味凭任，但佛对罪的心态是可取的，犯罪的人是可以被改正的，只是误入迷途的羔羊，是可以回到我们之中来的，仇视和严刑酷法是不起重大作用的，作用只是一时的，长期来看，只会是误入歧途，引人入绝路，适得其反。 人谁无过，普通可能离犯罪远些，但日常生活中，难免普通人普通情况下有不普通的想法，然后超出普通一点，做了出来，就犯罪了。大部分犯罪都是出于一时激愤或冲动的无预谋的犯罪。犯罪是正常人的正常行为实施了侵害行为，部分人认为有道理或安全必要在其它一部分人看来很可能是没有道理和不安全的。上到秦始皇，下到朱元璋，严刑酷法都维持不久，犯罪的人反而越来越多，秦朝在大路上看到囚犯穿囚服的比例是1/3，弄的社会像地狱，民怨载道。朱元璋的残酷吏法连自己的子孙都不用，他们及他们的大臣们也明白了，人谁无过，自己也有可能犯法，万一用到自己身上，就太不值了，所以就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好了。所以没必要仇视，并巴不得一棍打死，要给予关怀，要像老师对待犯了错误的学生一样。给予机会，重新做人，重新融入社会，要维护他们必要的尊严，逮捕的时候，维护他们的隐私。在公开或公众场合，可以不穿囚衣，找工作的时候，可以选择保留自己受过刑法处罚的历史，给予他们自己感受自己尊严的感觉。社会像个湖，她有自身的消除污染的能力，湖底有些黑污的东西总是要存在的，如果要是把黑污清除，湖水就要变浑，黑污总归要有，那湖水就一直浑了，所以不要怕有的人执迷不悟，黑污总归要有，社会能承受，能容纳，对犯法的人仁慈之心，不会减轻刑罚的教育作用，恰是相辅相成，很简单，自觉更有效果，当然不是说不要惩罚。犯罪人只是需要进一步教育的人，公务员犯罪也是社会文化历史等等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我们不能一味的仇视，公务员大部分是从群众中的挑选出来的优秀人才，他们违法犯罪，不是他们天生劣根，是没经得起诱惑。你我这些普通人与他们换位的话，类似的违法行为也会发生在你我身上，所以，不要仇恨的很，法律对公务员犯罪的定罪量刑是够严的，死刑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们应该依法办案，也要考虑到当事人的悲剧性，从而找到解决办法。

三，官吏的“铁饭碗”打破

　　我的家乡沭阳，在仇和任职的时候，妇孺皆知仇和，这和以前的历任县委书记的“知名”情况是不一样的。其在沭阳四年左右，我那时还在家乡读高中，雷厉风行的种种事迹引人关注，当时说什么话的人都有，我当时也觉得不合理，现在口径大都统一了：他是好官，沭阳的恩人，有个叫张胤文的学者评价的很好:“以人治实现法治，在理论上正确，在实践上有实证。法治的行为主体是人，是广义人治的一种特殊形式，世界上没有离开人操作的法治，在实践中，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推行的办法就是明证。美国开国时华盛顿、杰弗逊等多位政治家以政治人格推动和坚守法治，也是明证。只不过要多几位同志者坚持推动，沉淀法治这一政治文化，积累人治向法治异化的条件而已”。（2）但这些不是我想说的。其在沭阳我曾看见过他一面，是一个什么的剪裁，也许是工程开工，也许是活动启动，也许没有必要也许，看了一面也是闻名如其见面，人很精神，眼睛炯炯有神，气魄非凡，威严摄人，是个有魄力的领导，当时我产生了崇拜之情，模仿之心，想的大概是，将来当如此，志在高远，气吞山河，纵横九州，龙虎英雄，唯我孤傲，这些也不是我想说的，我想说的是，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在有念念不忘仇和，认为只有他或他这样的人在沭阳，大家的生活才会更好，这就是“清官情结”，这是一种朴素直观的思想，是感性的，不是理性的，这是把制度问题看作了思想道德作风问题，把希望寄托在某些个别的精英人物身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一个仇和是不够用的，制度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辛勤的改革完善探索中，有些主张被提出，如西方的，高薪养廉，权力拆分限制等，也都被认为或证明不符合社会主义实践，至于监督什么的，每篇文章都提，也未有创新了，怎么改，要大胆创新，胆大了，而新的思路在哪儿，苦苦思索，繁文缛节的文字表达不出社会的需要，晦涩的论文语言会限制他的影响力扩大，或许最难办的事最难想的问题，也是很简单的，所以，感性的想，仇和在沭阳的时候，公务员们能进能出，职位能上能下，岌岌可危，不努力工作，职位都难保，不再是铁饭碗了，老百姓就感觉很舒服，不会去想这个那个是不是贪官，事实上几乎就是无人去贪。富贵思淫，官员们的职位太稳定了，他们也会思富贵，从而为欲而走险；职位不保，前有鞭策，后有竞争者，这样会越来越强，同时也淘汰那些酒囊饭袋，想念仇和，不如想想他的岗位脆弱化，岗位问责制，岗位淘汰制等等。由此可见，根本方法还是防患于未然，在源头上进行整治，治其根本，才能正本清源，为老百姓流来源头活水，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共享和谐太平盛世。

参考书目

（1），陈忠林 “恶法”非法——对传统法学理论的反思

（2）,原载于《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