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邢台市旅游业管理办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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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邢台市旅游业管理办法》的决定

河北省邢台市人民政府


邢台市人民政府令〔2011〕第18号



《邢台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邢台市旅游业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2011年12月19日市政府第四十七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 刘大群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邢台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邢台市旅游业管理办法》的决定



  根据《邢台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市政府令〔2010〕第11号),市政府决定对《邢台市旅游业管理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在第一条依据部分增加“国务院《旅行社条例》”.
  二、将第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本办法所称旅游资源,是指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发展所利用,能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文化艺术和民俗风情等。”
  三、在第六条第(五)项中增加“受省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委托承办旅行社设立许可事项,受理旅游企业备案事项。”
  四、将第九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旅游经营者不得制作、发布虚假旅游信息,不得向旅游者隐瞒真实情况,不得提供质价不符的服务或者降低服务标准。”
  五、将第十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旅游经营者对旅游安全事故,应按照有关规定报告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
  六、将第十二条修改为:“凡是经营旅游业务的,应当到所属地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接受其监督管理。
  旅游经营者及从业人员应当依法取得旅游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旅游经营许可证和旅游从业证。
  旅游经营许可证和旅游从业证不得转让、出租或者出借。
  禁止使用伪造、涂改、买卖的旅游经营许可证和旅游从业证从事旅游经营活动。”
  七、删除第十四条第(三)项,并将第十四条分为两条。
  八、将第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旅行社设立的专门招徕旅游者、提供旅游咨询的服务网点应当接受旅行社的统一管理,不得自行聘用、委派导游和领队人员,不得再设立分支,不得以服务网点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或从事招徕、咨询以外的活动。”
  九、将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作为一条,第二、三款另作为一条。
  十、删除第二十二条中“对旅行社实行年检制度”.
  十一、将第二十八条第(三)项,修改为:“旅游区内的索道、滑道、缆车、游船、房车营地、滑雪等大型娱乐设施,及观光运营设备,应具备产品合格证、安全许可证。经旅游、质量技术监督、公安消防、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的检查合格后,方可运营。”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二条:“旅游者在旅行社安排的购物场所买到假冒伪劣商品以及失效、变质商品的,有权要求旅行社赔偿;旅行社赔偿后,可以向旅游购物场所经营者追偿。旅行社与购物场所经营者有串通欺诈行为,造成旅游者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五条:“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与旅游经营者发生争议,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一)与旅游经营者协商解决;
  (二)向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旅游经营者所在地或者损害行为发生地的旅游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三)旅游合同中约定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申请仲裁机构仲裁;
  (四)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四、将第三十四条修改为:“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超范围经营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五、将第三十五条修改为:“旅行社转让、出租、出借《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业整顿一个月至三个月,并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受让或者租借《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六、将第三十六条修改为:“旅行社不投保责任险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十七、将第三十七条中“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者停止其旅游业务”修改为“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此外,对个别文字予以修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邢台市旅游业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订,并对条款排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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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人员(1980年8月26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人员(1980年8月26日)

决定:
任命余秋里副总理兼任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
任命姚依林副总理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免去余秋里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职务。
任命万里副总理兼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免去王任重的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职务。
任命王丙乾为财政部部长;免去吴波的财政部部长职务。
任命:
王怀安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韩明曾、王良为最高人民法院交通运输审判庭副庭长;
孙宝三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郑展为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
批准任命:
简佐国、张理清、钟澍钦、庄乾明为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房昭义、简佐国、张理清、钟澍钦、庄乾明、纪成祥、柳少锋、田树明、黄学敏为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杨子蔚、石昌、索元德、金刚、刘志祥为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丛亚藩、陈思、孙宗昌为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干、丛亚藩、陈思、孙宗昌、丛生、张坚、苑长林、金立英、吴恩林、徐济怀、杨声明为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秦传厚、王镛、刘长健、刘佑东、贺文玳、王善博、杨申良、李刘旺、左泳、郝青山、孙印才为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赵练、蔡希康、卢伟良、郭铸典、陈超为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寇庆延、赵练、蔡希康、卢伟良、郭铸典、陈超、郑北辰、车国士、徐益三、张培宇、任景峰、苑纪维为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曹志学、房宝实、胡启成为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蔡恩光、曹志学、房宝实、胡启成、方保印、刘桐林、李永茂、金善五、郭庆昌、薛海令为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郑敦、谢芳草、张文轩为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立中、郑敦、谢芳草、张文轩、李林阁、赵福林、李林为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凌必强、黄德明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复海、凌必强、黄德明、宋长发、刘树义、张振江、孙生元、郑英宏、张英忠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樊青典为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孙伟、阎庶清、兰映林、张昭娣(女)、孔林举为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田树德、王者兴、马凤池、张相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马纯一、田树德、王者兴、马凤池、张相、文礼云、杨晃、齐广林、李汝章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机关民行部门不宜直接侦查案件

杨 涛

新华社长沙4月10日电,湖南省人民检察院近日宣布:检察官在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如发现法官职务犯罪的线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可以经检察长批准进行初查和直接立案侦查,并以此加强惩治司法腐败力度,推动法律监督。(《新京报》4月11日)
尽管说,法律监督权力总体上由检察机关行使,但是具体到各项监督权在检察机关那个部门来行使或者说法律监督权力如何在检察机关内部具体配置却是有学问的。笔者认为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有效率,有利于权力高效运转;其二是权力能受制约,法律监督权之间也应当监督与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三是要符合法律监督与司法工作的规律。因此,权力在部门之间配置时不能一味强调一方面,如在检察机关中设置了反贪部门、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一起职务犯罪案件在公诉到法院之前,要经过反贪部门侦查、侦查监督部门批准采取强制措施和公诉部门审查起诉,这体现了检察机关内部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如果一味强调效率,那么很显然由反贪部门侦查、逮捕、公诉一体操作最高效。
很显然,由于民行部门的主要职能是对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所以,他们经常与当事人和法官打交道,能近距离地与及时地发现司法腐败问题,赋予民行部门的检察官对法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整合在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中的抗诉和查处职务犯罪两种监督手段,惩治司法腐败。 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仍然是一种弊大于利的做法。
首先,这种做法过多地从效率上考虑而没有考虑到进行检察机关内部的权力监督与制约,不利于公正执法。民行部门的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应当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但是一旦抗诉提起后,事实上,民行部门检察官的工作业绩就与抗诉的成败有了一定关系。如果赋予他们侦查权,就很难保证其不会利用侦查权来达到抗诉成功的目的,从而使被申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而由反贪部门来进行侦查,至少在内部可以增加一道制约程序,防止权力的滥用。
其次,由民行部门检察官来行使侦查权也并不符合司法工作的规律。检察官是法律监督者,但不是法官之上的“法官”。因此,检察官要使得民事行政案件监督成功,还是必须经过法定的程序,最终由法官来判断。但是,民行部门检察官既提起抗诉又享有侦查权,法官在断案中就不得不考虑检察官的眼色来行事,使民行检察官事实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
最后,其实民行部门检察官来行使侦查权对于高效行使侦查权也并不一定十分有利。因为,民行检察官主要从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审查,侦查经验不多,侦查手段也有限,而且实践中民行部门人员也比较少,而反贪部门的人员有从事侦查的长期经验和技术手段,他们更有能力集中力量侦查。
因此,事实上,民行部门的检察官在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发现法官职务犯罪的线索时,将线索转给反贪部门进行侦查,并给予相应的配合,应当是一种符合效率、司法规律和利于权力制约的比较可行的做法。所以,不宜将法官职务犯罪案件交由检察机关民行部门直接侦查。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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