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扯皮”与警检关系/龙宗智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6 17: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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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扯皮”与警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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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18日 15:22 龙宗智
警察和检察官同为国家控制犯罪的基本力量。警察负责调查案件以准备公诉，检察官审查案件补充侦查实施公诉，双方关系最为密切，可谓唇齿相依。然而，如果协调不好，也会发生问题：不是牙齿咬着舌头，就是舌头不来气，让牙齿空忙。警检关系中的这种不协调现象我们常称为“扯皮”。《现代汉语词典》对“扯皮”的解释是：“无原则地争论；争吵”。扯皮也许存在于有互涉关系的任何地方。近来研究警检关系问题，翻书柜查资料时找到一本书：美国80年代出版的一本案例纪实《堕落、嗥叫与死亡》，其中就有一个“洋扯皮”的案例，简录如下：
美国的一个嬉皮士集团（所谓“曼森家族”）在洛杉矶杀害了5名无辜者，该案由当地警察局侦查，由地方检察官起诉。庭审前，承办该案公诉的地方检察官办事处助理检察官巴勒斯召集办案警察开了一个会，针对证据上的薄弱环节，布置了52项补充调查的任务。但在布置完工作后，警察们保持沉默。然后，主办警官卡尔金斯抱怨：“干吗要我们去干这些事情？我们是警察，不是检察官。”巴勒斯称：“等等，这项工作完全是为了获得更确凿的证据，以便在法庭上击败那些凶手。”“但那不是我们的工作。”卡尔金斯坚持反对。这使巴勒斯大为吃惊，他气愤地质问：“难道调查案子，收集证据，这不是警方的工作吗？你们是警察，我们是检察官，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分内的工作。如果我们中哪一个想放弃工作，曼森就会逍遥法外。好好想想吧！”在这种磕磕绊绊的警检协作关系下，该案最终完成了侦查起诉和审判。根据有关资料介绍，美国司法部调查认为，在美国，警检联系沟通不够，警检相互埋怨是比较普遍的问题。
用老话说是“无独有偶”，在中国，警检以及检法之间的扯皮现象也不少见，如在立案、退回补充侦查、要求补充证据、要求移送赃款赃物等环节，都容易发生互不买账、互相推诿等扯皮问题。警检法均系国家法制维护机构，以适用法律维护法制为己任，当然应当依法协作配合，推诿扯皮显然与职责相悖。尤其是侦查与检察机关，同属承担刑事追诉任务的控诉方，相互扯皮，不能形成合力，只能使控诉不力，令民众和被害人痛而犯罪者快。
扯皮造成内耗，属于必纠之弊。有的人说，这是认识问题、操作问题、官员素质问题，关键在于教育，似乎执法、司法官员们对于自身的职责和司法的认识提高了，“勤政”精神增强了，扯皮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过去常说，关键是正确执行“互相制约、互相配合”的原则，贯彻好这项原则，三家关系就顺了。
然而，按照经济学家樊纲先生《人间的“扯皮”与科斯定理》一文中“新制度经济学”的说法，“扯皮”问题首先是一个体制和制度问题，因此人们必须选择体制，以节约资源，减少“扯皮”的耗费。当“扯皮”时常发生甚至成为常态时，确实不能只从操作上找原因，而需要溯源于体制、结构和制度。为什么警察不按检察官的要求去取证，因为他做了一个掂量：按检察官的要求去取证劳神费力还不会有多少好处，而不听从检察官并不会招致惩罚或其他对自己不利的后果。也许办案警察的上司还纵容甚至有意无意地鼓励自己的下属跟检察官过不去——如果检察机关或负责任的检察官与自己关系不好的话。这里的问题是体制上的问题：警察的侦查必须服从于、服务于公诉（否则就没有意义），但公诉人在体制中却因缺乏手段而管不住警察，警察因此而可以只服从自己的警察上司而不服从检察官。
这种管不住的问题，在美国和中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中国有另一种特殊情况，即中国的法律中有一条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互相配合”的原则。人们常常把公检法三机关比喻成一条流水线上的三道工序，三个车间，由原材料到制成品，三道工序之间相互衔接、配合与制约，其特点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项原则是中国式“扯皮”的要害所在。你要求于我，我不愿干时，就会称：别忘了，我们是互相制约。
症结是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这条水平横线，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重新塑造警检法关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三家关系不是一种平行关系，而是一种起伏关系。警察依靠国家权力面对社会和民众，权力大得很，但在警检关系中，检察官是监督指导者，警察是受制一方，对于检察官，他处于一种伏势，检察官则呈起势。而到下一步，当检察官起诉面对法官裁决时，检察官对法官呈伏势，法官则呈起势。这种起伏式的相互制约，才是合理的诉讼构造，由此才能科学构建和调整警检乃至检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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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18日 15:22 龙宗智
警察和检察官同为国家控制犯罪的基本力量。警察负责调查案件以准备公诉，检察官审查案件补充侦查实施公诉，双方关系最为密切，可谓唇齿相依。然而，如果协调不好，也会发生问题：不是牙齿咬着舌头，就是舌头不来气，让牙齿空忙。警检关系中的这种不协调现象我们常称为“扯皮”。《现代汉语词典》对“扯皮”的解释是：“无原则地争论；争吵”。扯皮也许存在于有互涉关系的任何地方。近来研究警检关系问题，翻书柜查资料时找到一本书：美国80年代出版的一本案例纪实《堕落、嗥叫与死亡》，其中就有一个“洋扯皮”的案例，简录如下：
美国的一个嬉皮士集团（所谓“曼森家族”）在洛杉矶杀害了5名无辜者，该案由当地警察局侦查，由地方检察官起诉。庭审前，承办该案公诉的地方检察官办事处助理检察官巴勒斯召集办案警察开了一个会，针对证据上的薄弱环节，布置了52项补充调查的任务。但在布置完工作后，警察们保持沉默。然后，主办警官卡尔金斯抱怨：“干吗要我们去干这些事情？我们是警察，不是检察官。”巴勒斯称：“等等，这项工作完全是为了获得更确凿的证据，以便在法庭上击败那些凶手。”“但那不是我们的工作。”卡尔金斯坚持反对。这使巴勒斯大为吃惊，他气愤地质问：“难道调查案子，收集证据，这不是警方的工作吗？你们是警察，我们是检察官，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分内的工作。如果我们中哪一个想放弃工作，曼森就会逍遥法外。好好想想吧！”在这种磕磕绊绊的警检协作关系下，该案最终完成了侦查起诉和审判。根据有关资料介绍，美国司法部调查认为，在美国，警检联系沟通不够，警检相互埋怨是比较普遍的问题。
用老话说是“无独有偶”，在中国，警检以及检法之间的扯皮现象也不少见，如在立案、退回补充侦查、要求补充证据、要求移送赃款赃物等环节，都容易发生互不买账、互相推诿等扯皮问题。警检法均系国家法制维护机构，以适用法律维护法制为己任，当然应当依法协作配合，推诿扯皮显然与职责相悖。尤其是侦查与检察机关，同属承担刑事追诉任务的控诉方，相互扯皮，不能形成合力，只能使控诉不力，令民众和被害人痛而犯罪者快。
扯皮造成内耗，属于必纠之弊。有的人说，这是认识问题、操作问题、官员素质问题，关键在于教育，似乎执法、司法官员们对于自身的职责和司法的认识提高了，“勤政”精神增强了，扯皮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过去常说，关键是正确执行“互相制约、互相配合”的原则，贯彻好这项原则，三家关系就顺了。
然而，按照经济学家樊纲先生《人间的“扯皮”与科斯定理》一文中“新制度经济学”的说法，“扯皮”问题首先是一个体制和制度问题，因此人们必须选择体制，以节约资源，减少“扯皮”的耗费。当“扯皮”时常发生甚至成为常态时，确实不能只从操作上找原因，而需要溯源于体制、结构和制度。为什么警察不按检察官的要求去取证，因为他做了一个掂量：按检察官的要求去取证劳神费力还不会有多少好处，而不听从检察官并不会招致惩罚或其他对自己不利的后果。也许办案警察的上司还纵容甚至有意无意地鼓励自己的下属跟检察官过不去——如果检察机关或负责任的检察官与自己关系不好的话。这里的问题是体制上的问题：警察的侦查必须服从于、服务于公诉（否则就没有意义），但公诉人在体制中却因缺乏手段而管不住警察，警察因此而可以只服从自己的警察上司而不服从检察官。
这种管不住的问题，在美国和中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中国有另一种特殊情况，即中国的法律中有一条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互相配合”的原则。人们常常把公检法三机关比喻成一条流水线上的三道工序，三个车间，由原材料到制成品，三道工序之间相互衔接、配合与制约，其特点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项原则是中国式“扯皮”的要害所在。你要求于我，我不愿干时，就会称：别忘了，我们是互相制约。
症结是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这条水平横线，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重新塑造警检法关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三家关系不是一种平行关系，而是一种起伏关系。警察依靠国家权力面对社会和民众，权力大得很，但在警检关系中，检察官是监督指导者，警察是受制一方，对于检察官，他处于一种伏势，检察官则呈起势。而到下一步，当检察官起诉面对法官裁决时，检察官对法官呈伏势，法官则呈起势。这种起伏式的相互制约，才是合理的诉讼构造，由此才能科学构建和调整警检乃至检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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