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


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

第51号

《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已经2000年3月30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公安部部长贾春旺

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计算机病毒的预防和治理，保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障计算机的应用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计算机病毒，是指编制或者在计算机程序中插入的破坏计算机功能或者毁坏数据，影响计算机使用，并能自我复制的一组计算机指令或者程序代码。


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以及未联网计算机的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部门主管全国的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工作。


地方各级公安机关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工作。

第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制作计算机病毒。


第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传播计算机病毒的行为：


（一）故意输入计算机病毒，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


（二）向他人提供含有计算机病毒的文件、软件、媒体；

（三）销售、出租、附赠含有计算机病毒的媒体；

（四）其他传播计算机病毒的行为。


第七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虚假的计算机病毒疫情。


第八条从事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生产的单位，应当及时向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部门批准的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机构提交病毒样本。


第九条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机构应当对提交的病毒样本及时进行分析、确认，并将确认结果上报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部门。


第十条对计算机病毒的认定工作，由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部门批准的机构承担。


第十一条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在计算机病毒防治工作中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建立本单位的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制度；

（二）采取计算机病毒安全技术防治措施；


（三）对本单位计算机信息系统使用人员进行计算机病毒防治教育和培训；


（四）及时检测、清除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计算机病毒，并备有检测、清除的记录；


（五）使用具有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的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


（六）对因计算机病毒引起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瘫痪、程序和数据严重破坏等重大事故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并保护现场。


第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从计算机信息网络上下载程序、数据或者购置、维修、借入计算机设备时，应当进行计算机病毒检测。


第十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附赠的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应当具有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并贴有“销售许可”标记。


第十四条从事计算机设备或者媒体生产、销售、出租、维修行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计算机设备或者媒体进行计算机病毒检测、清除工作，并备有检测、清除的记录。


第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接受公安机关对计算机病毒防治工作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第十六条在非经营活动中有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二、三、四项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


在经营活动中有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二、三、四项规定行为之一，没有违法所得的，由公安机关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但是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处罚。


第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百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十八条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并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取消其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机构的检测资格。


第十九条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并根据情况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未建立本单位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制度的；

（二）未采取计算机病毒安全技术防治措施的；


（三）未对本单位计算机信息系统使用人员进行计算机病毒防治教育和培训的；


（四）未及时检测、清除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计算机病毒，对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危害的；


（五）未使用具有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的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对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危害的。


第二十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没有违法所得的，由公安机关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但是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所称计算机病毒疫情，是指某种计算机病毒爆发、流行的时间、范围、破坏特点、破坏后果等情况的报告或者预报。


本办法所称媒体，是指计算机软盘、硬盘、磁带、光盘等。

第二十二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辨析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内容提要] 本文拟从介绍民法学说中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的两种不同观点入手，揭示我国《民法通则》中所体现的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矛盾、缺陷，进而论述摒弃这一学说对于我国民事法律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民事法律行为 本质合法说 可变更 可撤销

一、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认识上的分歧
在《民法通则》颁布以前，对法律行为概念的概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法律行为视为民事主体基于意思表示而从事的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按照这一概括，法律行为的概念中既应包括有效的法律行为，也包括无效的法律行为，还应包括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和效力不确定的法律行为。另一类是将法律行为视为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而从事的，必将产生、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合法行为；依此，法律行为只能是并且永远是有效的，产生法律效力的合法行为；无效行为、可撤销行为及效力不确定的行为均不属于法律行为。
《民法通则》颁布后，我国许多学者转而接受“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的立法定义。但仍有不少学者认为，“表示行为，传统上称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基于意思表示，旨在发生、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其特征是当事人有意识地要建立或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并通过一定的行为将内心意思表达出来。如果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有缺陷或者违法，即表示行为不合法，该行为就没有法律效力或可以依法撤销其法律效力，传统上称之为无效的和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民法通则》中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概括法律行为的含义，“未能正确揭示法律行为的本质及其内涵和外延”。这一定义并不能将意思表示行为与观念通知行为和事实行为区别开，因为许多事实行为均属于合法行为，“例如遗失物之拾得，标的物之交付等”，它们“均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在当事人之间发生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效果”。
我国民法理论中对于法律行为概念上的理解是存在重要分歧的，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一部分学者认为法律行为是一种合法行为，既然是合法行为，理所当然不能包括违法行为；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法律行为只是一种能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至于它是否合法需作进一步判断，因而可以分为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
二、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质疑
究竟应仅将传统民法中的“有效的法律行为”称之为法律行为呢，还是应将具有设权意图的一切表意行为统称为法律行为。如果仅以前者为法律行为，当然应确认法律行为的合法有效性特征；但如果以后者为法律行为，则必然要确认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和设立法律关系意图为基本特征。
笔者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观点，在法理逻辑方面存在诸多自相矛盾和理论缺陷。理由在于： 以合法有效行为概括法律行为的含义无法解决有效行为与无效行为、效力可撤销行为和效力不确定行为之间的矛盾关系。
如果将法律行为仅仅理解为合法有效行为，则必然会产生这样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上述一系列处于中间状态的表意行为究竟是否属于法律行为；它们是否适用有关法律行为的规则；它们是否可发生法律行为之效力。假如确认此类“不合法”表意行为属于法律行为，则无异于否定我国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概念；但如否认此类行为属于法律行为，则它们显然不应适用法律行为的有关规则，也不应发生法律效力，这同样会否认我国民法中的具体规定。
台湾学者郑玉波曾指出：“法律行为有无效、得撤销及效力未定等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试图以意思表示无效来代替法律行为无效并无实际意义，“意思表示虽不能概括法律行为，但法律行为毕竟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故意思表示无效时，则法律行为即不能有效力”。
依据《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只有合法的表意行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而依据第58条的规定，不合法的表意行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这种非此即彼式的法理逻辑模式，既无法解释《民法通则》第59条所规定的可变更、可撤销的表意行为，也无法解释第60条所规定的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表意行为。但无论是从民事生活实践方面考察，还是从民事立法方面考察，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立法观点都无法将自己不能容纳的表意行为排斥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之外。因为，在民事生活实践中，民事主体所实施的表意行为在客观上必然是复杂多样的。这种客观存在不受任何立法观点所左右，相反立法必须反映这种客观存在。《民法通则》并没有、也不能把上述诸种行为排斥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之外。这一作法本身，其实就蕴含着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立法观点的否定。
这就表明了这样一种思想：有效表意行为、无效表意行为、效力可撤销行为和效力不确定行为具有内在的联系，欲解决这些行为的效力问题，必须首先明确这些行为的一般含义。从概念间的关系来看，涵盖此类行为共同特征的一般表意行为概念较之合法有效表意行为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传统民法中的法律行为规则实际上应适用于全部民事行为。由此可见，以合法有效行为概括民事行为概念并不产生实际意义，而不过在传统的法律行为概念体系中又创造出一独立的概念。
三、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重新认识
我国大陆民法学者习惯于先将法律行为分为合法行为和不合法行为，然后再依此考虑不同行为的效力后果。从理论上说，行为合法与否是客观法对法律事实的一种简单而极端的评价，它只能给人以非此即彼的判断；从行为合法性角度来看，一切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只能分为两类：一是合法行为，另一是不合法行为或违法行为。其间不可能存在中性行为；以此标准在非表示 行为领域内确定违法行为责任，并不发生疑问。然而若依据这一原则对法律行为作性质评价时，却不能不陷入某种矛盾。
从世界各国的法律行为制度来看，在有效的法律行为与所谓绝对无效的法律行为之间，必然存在着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和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这些处于中间状态的意思表示行为不仅无法纳入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的简单分类，而且直接与我国民法中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相矛盾。如果确认了这些行为可以发生法律效力，无异于取消了法律行为合法性之标准；但如否认这些行为可以发生法律行为效力，又会否定立法规则，导致“白马非马”的错误。
因此，我们有必要取消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重新认识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
第一，取消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有助于民法一般规则与特别法具体规则的统一。
法律行为实质上是从合同行为、遗嘱行为、婚姻行为及收养行为中抽象而来的理论概念，它反映了各种具体设权行为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从理论上说，科学的法律行为概念之抽象与被抽象的各种具体设权行为之间必然体现着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它们在逻辑上应当符合这样的规律：整体中不具有的，其部分中也不可能具有。我们不能说，作为一般概念的法律行为只能是合法有效的行为，而作为法律行为具体形式的合同行为或遗嘱行为却又有合法与不合法之分，有效与无效之别。
从这种意义上讲，传统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概念维护了总则一般规定与分别具体规定之间的和谐和统一，而我国民法理论与实践对法律行为概念的概括却造成民事基本法与民事单行法概念之间的冲突，留下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
法律行为的概念不应当是先验的，不能脱离开合同或遗嘱等具体的对象物先创造出某种理想化的法律行为概念，然后再要求具体的对象物去符合这一概念，甚至在具体对象物不符合这一概念时对前者加以内容修改。相反，在法律行为一般概念与具体表意行为含义发生矛盾的情况下，首先应考虑这一理论抽象中是否存在问题，是否体现了部分对象物的部分特点，在理论研究中不应当存在下属概念服从上级概念，分则概念服从总则概念的问题。
第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有助于我国民法体系内概念和规则的和谐，有助于消除涉外民法实践和民法学对外交流中的障碍。
按照大陆法各国的民法理论与实践，法律行为泛指基于意思表示，旨在设立、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其中不仅包括有效的法律行为，而且包括无效的法律行为、部分无效的法律行为、得撤销的法律行为、经同意或追认而有效的法律行为等。某些国家的民法理论还将一切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泛称为“民事行为”。而依照我国民法上的理解，民事行为概念和法律行为概念均具有独特的含义。此种人为的无实际意义的概念差别不仅会造成民法理论交流中的歧义和障碍，而且在涉外民法实践中直接会影响冲突法的适用或准据法的确定。由于我国民法仅将合法有效的表意行为视为法律行为，而在其他国家中又不存在独立于法律行为之外的“民事行为”冲突规范，因而在与我国有关的涉外民事纠纷中，涉及无效民事行为和可撤销民事行为的法律抵触既不能根据法律行为的冲突规范去解决，也不能根据其他的冲突规范去解决。由此可见，在我国民法中，由于将是否存在法律行为问题与行为效力问题合而为一，不仅造成法律行为概念上的差异，而且阻碍了将我国的民事行为概念与传统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概念作类同比较。
鉴于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所存在的一系列无法克服的自相矛盾和重大缺陷，我们应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予以重新认识，将“民事法律行为只是一种能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的立法观点纳入法律体系，以期适应我国民事法律体制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