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强险周岁：向左走，向右走？

文/梁桥


交强险运行近一年来，有关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可以预见的是，这种争论还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尽管监管机关以及各家保险公司已尽全力向社会公众作出了各种解释和宣传，但事实上真理不但没有愈辩愈明，反而使得辩解有欲盖弥彰之嫌。究其原因，也许社会公众的情绪更容易被媒体的炒作和部分人士的鼓吹所感染，诸如交强险“暴利说”、“霸王说”等问题更容易吸引眼球。
在争论之余，冷静地思考交强险制度的运行，不难发现其存在着某些制度性的缺陷，这是导致交强险争论喋喋不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交强险究竟存在哪些不足？运行一周年之后，交强险的走向又该如何呢？
交强险制度存在的不足
 对财产损失实行无过错赔偿原则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实行无过错赔偿原则。由此导致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应采取交叉理赔制度，即一方事故车辆的损失要通过对方车辆的保险公司获得赔偿，如果两辆车不在同一家公司投保，则双方车主需往返两家公司之间。这会使车主在理赔上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以及各方面的成本。
 实行分项赔偿责任限额
按照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交强险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因此实务中，交强险仅有的6万元责任限额也被分为50000元、8000元、2000元，以及被保险人无责任时的10000元、1600元和400元。
应该说，采取分项限额的做法，能够起到降低交强险的赔付的效果，这对刚刚起步的交强险制度的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交强险制度一方面宣称在责任限额内实行无过错赔偿原则，另一方面却又实行了以事故责任为基础，以死亡伤残、医疗费用和财产损失为项目的分项责任限额，在逻辑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错误。
此外，《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没有规定分项责任限额，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突破性地规定了交强险的分项限额制度，明显地违反了上位法。
 缺乏充分的信息披露机制
交强险“暴利说”并非空穴来风。一些人士根据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推算交强险赔款金额，再根据我国机动车数量推算交强险保费，由此估算出交强险存在“暴利”。也有些媒体披露了区域保险市场交强险赔款占交强险保费的比例大概在10-20%之间，认为交强险存在“暴利”。
但与之不同的意见是，保险业内人士、保险教授指出交强险“暴利说”缺乏根据，有人还从精算学的角度分析交强险的综合赔付率的平均值应该为83.2%，即交强险业务略有盈余。
交强险究竟存在“暴利”，还是“微利”？一切似乎只有等待监管机关对交强险一个完整数据年度的审计之后才能得到答案。然而，争论本身促使我们思考，交强险在运行过程中缺乏足够的社会公众参与以及持续的信息披露机制。毫无疑问，充分披露交强险的经营状况，可以大大缓释人们的猜疑。
交强险的制度价值及未来走向
交强险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作为我国第一个法定强制责任保险，其人道主义立场和保护交通事故弱势参与者利益的制度价值不容怀疑。事实也证明，交强险一年来的运行实践也基本实现了这一目的。
但既要实现交强险的社会价值，又要平衡保险公司、被保险人、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对交强险未来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扬长避短而又不致矫枉过正，也许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认真思考的话题。
笔者认为，监管机关、行业协会、各保险公司以及广大的社会公众，应积极呼吁修改现行法律、法规，取消机动车之间财产损失的无过错赔偿原则，以此降低交强险理赔的成本；取消交强险分项赔偿责任限额，更大程度上保护被保险人和第三人的利益；建立持续的信息披露机制，最大程度上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公共政策制定的话语权。唯有如此，才能使交强险的制度更加成熟，其运行也更趋稳健。

　　无论是在英美法系抑或是大陆法系的证据制度中，证人证言均是一种重要的证据形式。“在大陆法系国家，书证和物证因罗马教会法传统更显得重要，但证人的作用并没有被忽视；在普通法系国家，证人是司法程序的中心，甚至有‘无证人，无诉讼’一说。”在刑事诉讼中，证人是重要的诉讼参与人，证人出庭对查明案件事实，正确定罪量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审判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情况并不乐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公正。本文以修改后的刑诉法为视角，立足审判实际，结合新刑诉法中证人保护法规，提出证人保护制度的一些构想，希望对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有所参考。

　　一、新刑诉法在证人保护方面的新举措与不足

　　 新刑诉法的出台，使得在证人保护制度上不在是空白，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又一进步。

　　（一）细化证人保护措施。修改后的刑诉法第62条“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三）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此项法律条款的出台，细化了证人的保护措施，也为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反复质询创造了条件，让当事人的权益更能得到及时维护。

　　（二）明确证人经济补偿。修改后的刑诉法第63条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此项法律条款的出台，从经济补偿方面，鼓励证人出庭作证，更有效地维护了证人的合法权益。

　　（三）强制出庭及直系亲属有权拒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第188条“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处罚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此二项法律条款规定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强制措施，并对被告人的近亲属不出庭做了规定，从法律层面加强了亲情维护。

　　（四）规范证人询问程序。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在现场询问证人，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此款从制度层面，细化了证人询问制度，杜绝了其他人对证人的干扰。

　　综上，我们知道刑事诉讼法此次修订，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保护制度有了很大的完善。但是，其中依然存在一些缺陷。

　　首先，就保护主体而言，在新刑诉法中没有做出规定究竟应由哪一个机关接受申请，哪一个机关具体实施，公、检、法三机关具体职责如何，如何避免三机关互相推诿的现象出现？而且，现在公、检、法三机关既无专门的机构又无专门的人员和经费来执行保护证人的任务，我们很难期望三机关会迅速、有效地开展证人保护工作。同样，在新刑诉法中也没有规定，当司法人民没有实行证人保护制度，会有什么责任后果，这些都严重影响证人保护制度的落实。

　　其次，证人保护对象的单一。在新刑诉法中，将证人及其近亲属都纳入了证人的保护对象范围，值得肯定。但是，实践中，证人的精神依托是多方面的，相应的，这些精神依托会对证人产生重大的影响，近亲属只是其中之一，从这方面而言，证人保护对象显得很单一。另外，依据我国刑法关于打击报复证人罪和妨害作证罪的规定，保护对象只限于证人，对证人近亲属以及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没有规定，形成了证人近亲属保护的刑法真空，造成证人的近亲属受到打击报复而求诉无门，也使得打击报复证人近亲属的不法分子常常逃避法律的制裁，从而给证人作证带来非常大的心理负担。

　　第三，证人的财产损失补偿。虽然在新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但是证人出庭作证支出费用的补助应该向公、检、法哪一个司法机关申请？什么时间申请？司法机关以什么标准给付？立法上还是一个空白。另外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证人向公、检、法三机关任一机关申请保护后，被申请机关无不正当理由，没有及时有效的保护证人而致使证人及其近亲属遭受财产损失，或者被申请机关虽然已经尽最大努力保护但是出于证人自身原因而致证人遭受财产损失，司法机关应否承担责任，法律没有规定。

　　二、完善刑诉中证人保护制度的几点构想

　　建立、健全证人保护制度不但是完善我国诉讼制度的内容之一，也是实现公正高效审判目的的需要。英、美、法等许多国家都设立了相应的证人保护制度，现就如何完善我国刑事案件证人保护制度，谈几点自己粗浅的想法。

　　（一）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关。国外一些国家专门设立了证人保护机关，美国在司法部专门设立了证人安全处。专门负责《证人安全方案》。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我国证人保护机关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多机关保护产生的缺点是职责不明，三机关相互推委，最后谁也没有尽到保护证人的义务。我国应效仿国外通行的做法，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由中央财政统一支出，同时又能缓解我国司法资源不足的现状。

　　（二）规定证人保护的启动程序。法律应规定证人保护制度的启动程序，这是证人权利得到有效保护的基础。证人保护程序的启动可依证人主动申请，也可由司法机关依职权主动采取保护措施。证人申请一般情况下应是书面的，在某些危急情况下，证人的口头申请也可以启动保护程序，但司法机关应作好相关的记录。在保护程序启动后，司法机关针对具体的案情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实施保护行为，直到危险解除。

　　（三）适当扩大证人保护的案件范围，分类保护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从目前我国司法实际情况看，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所有的案件都采取证人保护措施。但是，新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中对证人保护案件范围明显过窄。为此，笔者认为，应在新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的基础上适当扩大证人保护的案件范围。具体来说，可以按照刑事案件性质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以证人的重要性以及其面临危险的程度等为依据，从证人是否需要专门保护措施上，将需要保护证人的刑事案件分为一般刑事案件和特殊刑事案件，一般案件采取一般的保护措施，特殊案件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这样通过一般保护和特殊保护相结合的保护措施，构建起我国严密的证人保护措施体系。具体而言，对于实施人身伤害可能性较大的案件，司法机关采取比较严密的人身保护措施如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等措施；对于涉黑、涉恶、涉毒等案件的证人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作证措施如隐名作证、远程作证，对证人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等。同时，公、检、法三机关应注意对所有证人的个人信息保密，不向外界公开证人的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至于被告人的辩护律师需要查实证人身份的，应当秘密进行，辩护律师在查实过程中获知的证人信息不得告知被告人。

　　（四）适当放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保护对象。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保护的对象应适当放宽，当然也不宜过宽，保护范围过宽会加大司法成本。在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将保护对象界定为：证人；证人的近亲属；与证人有特定利益的利害关系人（如恋人、与证人订有婚约的人以及其他在身份或者生活上与证人有密切利害关系的人）。

　　在此，还需论及的是，我国三大诉讼法对于近亲属的解释不一，对近亲属的界定，应从何种解释？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的近亲属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行政诉讼中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笔者认为，从保护证人的角度考虑，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对于近亲属的界定都显得过窄，为了充分保护证人，对于近亲属的界定应从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五）细化经济补偿标准。对于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因作证产生的费用可以按其作证所在的诉讼阶段由其分别向该机关申请，建立证人作证经济损失补偿制度，对于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证人，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对因作证支出的费用和误工费给予经济补偿。对出庭作证的证人，设立证人出庭作证基金，从补偿对象、范围、条件、标准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同时，还可对一些经济困难的证人提前预付交通、食宿等必要费用，这样司法机关在对证人进行补偿时就行之有据，便于操作，同时也可增加公民作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司法机关及时获取证据。

　　（六）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加强法制宣传和法制教育，增强公民的法制意识和法制观念，使公民真正认识到出庭作证是自己应尽义务和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减少畏惧心理，进而从心理上消除他们出庭作证的后顾之忧，从根本上增强他们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形成一种作证光荣、拒证可耻的社会风气，使每个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均以国家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为钱、权、势所动，从而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使他们由变被迫作证变自觉作证。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建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