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之透视
——由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郁雷 德路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一则案例]
某小区自行车停放混乱，小区要创建文明小区，要利用一块绿地来建造一个车棚。其中2000户人家同意建筑车棚，有1户人家不同意，因为车棚要建造在其房前。

[问题的提出]
以上是一个看似简单而常见的民事纠纷，它向我们提出的是：一个社群的公共利益与该社群内部的私人权利发生冲突时究竟应当如何取舍？这种冲突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熟知的冲突种类：它不同于单纯私人权利之间的冲突，它也不同于国家公共权力在运做过程中与某社会利益共同体或私人之间的冲突——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翻开我们的法律，从中找不到明确的解决依据；翻开我们的法学论著，对此问题的阐释又像在打擦边球般无关痛痒。是这个问题本身缺乏深入探讨的价值呢？还是我们的学界缺乏发现和捕捉问题的眼光——而更多关注诸如公权力与私权力冲突等此类有关宏旨的议题，似乎只有它们才能根本上有助于国家的法治建设。按照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在他的《自由秩序原理》中的核心观点，包含法律的社会秩序是原生自发形成的，而非立法者刻意构造出的，此种刻意为之的法律秩序往往会因缺乏社会或群体基础而不成功。如果哈耶克的观点是基本客观和正确的，我们就有理由得出结论：探讨公权利与私权利是如何冲突和解决的，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并不在探讨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问题之下。因为前者可以看作是后者在微观领域内的缩影和范式，而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在更广阔的国家生活及公共政治生活领域的延伸和放大。[1]以下部分将围绕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公益与私利的取舍两个方面来分析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的本质。

[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
在上述案例中，不同意建筑车棚的那1户人家在是否具有道德或法律上的义务服从小区绝大多数居民在其房前建造车棚的决定呢？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在这里究竟是分离的还是重叠的？
从内容上看，法律规范可以划分为义务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及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是法律明确要求法律主体积极地为一定的行为；禁止性规范明确要求法律主体不得为一定的行为；授权性规范则是允许法律主体采取可供选择的多种方式之一处理其所面对的法律问题。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包含了上述三种义务：强制性义务、禁止性义务、选择性义务。
道义或称道德义务，是指处于社会中的个人所应遵循的基本的公共道德所强加于其内心的社会规范，它是有组织的社会共同体希望创造起码的社会生活条件所必不可少的。[2]
回到上述案例，我们会发现法律和道德之间分野并不象它们的概念那样泾渭分明。
首先，该小区的2000户居民究竟有没有权利决定利用某一块绿地来建造车棚呢？我们看到，该小区是一个典型的松散型社群，尚未形成严密的组织机构，即使抛开具体的法律背景，建造车棚无疑符合这个社群的公共利益，因为没有车棚会导致该小区自行车停放混乱、进而影响到小区居民的行走便利及小区的文明形象。在法无明文禁止即为自由[3]的领域内，社群有权决定采取不为一国法律所禁止的公益行为。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对此种法无禁止的自然权利，有没有它自身行使的边界呢？在道德和法律上，此种权利人的相对方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和时期，对此问题有着不同的解释和看法：
在以国家和社会为本位或者在以义务为本位的前现代社会[4]，社群的力量是强大到足以压制和碾碎它内部的不同声音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强调的是个人对社群的服从和义务，社群的公共利益被认为与其成员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损害社群的利益即是损害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因此个别成员的利益无论怎样是不能与社群的利益相提并论的。此种所谓个体对集体、成员对社群的服从是绝对的，既是法律上的也是道德上的义务。这种情况下，法律是对此种社会道德的提升和确认。实际上，在国家未动用法律武器强制保证服从和义务的实现以前，个人就早已屈从于此种社会道德和公共舆论的压力了；即便有冲突，这种冲突也会熄灭在公共道德调整的范围内。
在以法治为根本标志之一的现代社会，公共道德已有了全新的内涵，当社会普遍认可以权利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时， 公共道德也不可避免的适应了这一变化的要求并被反映到立法中。以中国法律为例，《民法通则》第83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这一规定将以往公共道德所调整的邻里关系纳入到法律调整的范畴，它既不是一个禁止性规范——绝对禁止不动产相邻各方给他方造成合理的不便，它也不是一个义务性规范——绝对要求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对他方造成的不便给予容忍；而是赋予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妥善处理问题的选择权[5]，并要求对相邻方造成妨害或损失的应给予他方一定的赔偿。由此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意图，即法律肯定并鼓励人们按照符合公共道德的行为（比如互利互让、合作妥协）解决潜在的纠纷，但是此种行为仍应受到不得侵犯他人权利的限制。立法者试图在公共道德和私人权利之间做出恰当的平衡。
在上述的案例中，我们假设二类情形：
第一种情形，如果车棚完全可能建立在空旷的场地而不必建在那1户居民的房前，那么此种以公共以社群的名义做出的决定，则是对个人权利的粗暴侵犯——对该户居民的通行权造成不便、对通风、采光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即使同意的小区居民法占绝大多数，法律也不应保护此种决定及其行为的效力，在这种情形下，以集体名义做出的行为仅仅是假公众之名，本质上具有直接违法性。按照中国法律，被侵权的居民有权依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6]要求侵权人（不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即当车棚尚未动工时不得强行动工，当车棚已经动工后停止继续施工、拆除已动工的部分以恢复施工前权利人权利未受损失的状态。因此，尽管该户居民在道德上可能会受到来自小区整个社群的压力甚至被认为是“自私”的和“不道德”的，但是在法律上，他完全没有屈从于此种所谓“公共道德”或“公共利益”的法律义务。可见，道德和法律在此是分离的，甚而是对立的。
在另一种情形下，如果车棚完全没有可能建立在空旷的场地而只有建在该户居民的房前，那么道德和法律仍然是分离和对立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法律，不论是私法还是公法均承载着社会基本的公共道德，在特定的情形下，法律和道德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统一的。[7]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即便是私权的行使也应受到“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限制，如中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8]即是对上述原则的具体体现。在处理相邻关系时，该户居民与小区其他居民的利益既有对立的一面，更应当看到两者间统一的一面，该户居民也是小区建造停车棚之后最终直接的受益人。在没有其他选择可能下，《民法通则》第83条授权采取协商的方式、本着公平互利的原则解决双方的冲突。在一方权利不受限制就无法实现另一方或者公共利益时，法律鼓励双方进行合作和妥协，同时规定了不经一方同意擅自采取侵害他方利益的行为的应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可见，团结互助这一道德准则已经转化为法律上的要求，漠视这一道德准则的单方行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法律的核心恰恰是公共道德。该户居民既负有道德上的义务，也相应承担了法律上的义务去与做出决定的小区社群沟通协商、进而在公平受偿的基础上对自身权利采取必要的限制。

[公益优先还是私利优先]
公共利益做为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之一打破了“私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法禁忌，已为现代文明国家的立法所吸收和体现。然而，公共利益[9]的概念及其宽泛，在不同的国家，甚至相同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它可以有不同的外延、内涵和表达，“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社会公序良俗”诸如此类的法律概念在内容上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脱离了具体的法制背景和个别案情探讨公益优先还是私利优先这一命题是毫无意义的，有意义的是判断的标准和相应的对策。
仍以上述案例在中国法律框架下进行分析，判断公共利益是否优先的标准有三：
一是该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比较是否为较大的利益。公共利益是为实现社会全体或一个社群生存和发展所追求的利益，私人利益是个人为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追求的利益。公共利益不是许多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公共利益的受惠主体是不特定的。受益主体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公共措施或行为的受益者，相反，私人利益受惠主体是特定化和受局限的，尽管权利人也有可能是特定的多数。小区建停车场并非为了个别有停车需要的居民的利益，而是为保证小区的文明环境和所有居民的通行便利，是小区社群作为一个整体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因此该种公共利益的实现比起个别居民的私人利益具有更大的价值和宏观效应，最终会推动社群整体福利的提升。
二是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是否是必须的。公共利益的实现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和方式，如果采取其他可供替代的方法仍然可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就不应当采取对私人利益造成损失或造成更大损失的方法。比如，前面提到，如果完全有可能在其它场地建造车棚而不损害该居民的采光、通行权益时就不应当将车棚建在该户居民的房前。
三是对利益受损人是否给予了相应的合理补偿。以本案为例，小区社群有2000人，假设其因为建立车棚而获得的公共利益是v，该户居民因车棚建在其房前遭受的损失是x，因此，理论上讲，该居民应获得的合理补偿y=x-v/2000，当事人可以根据己方受损的程度要求受益方的代表组织（实践中可以是作为小区社群代表的业主委员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反之，在没有确定给予合理补偿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该种公共利益具有优先性；在已经造成侵犯私人利益的情况下，公共利益的合法性应受正当质疑，对于已造成私人的损失必须给予赔偿。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并不能因为事后对权利人给予赔偿而获得当然的法律效力。[10]
在判断某种公共利益具有优先性之后，我们还应考虑如何处理好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的问题。
处理这一问题的途径有两个：
一是从宪法和基本法律的途径解决。一国宪法是该国法制的背景，首先在宪法中应明确除为公共利益需要并给予合理补偿外，私人的权利不受非法剥夺和侵害。关键的问题是宪法本身或宪法解释机构对何谓“公共利益”应当做出更明确的界定。除宪法外，一国的基本法律还应将具体的社会关系纳入其调整的范围，如上述案例中，小区社群的公共利益和其成员的利益的冲突应当可以纳入物业管理方面的基本法律。但是我们看到，中国2003年出台的《物业管理条例》重点在于规制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以及物业管理委员会之间的外部关系，对小区社群（业主全体）及其内部成员（单个业主）的关系，只是笼统规定了业主公约、业主大会的决定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11]；对于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解决没有进一步做出规定，仅仅侧重于组织管理方面的规定，忽略了其中包含的契约性法律关系。
二是从契约的途径解决。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在某些领域强行规定公共利益优先并不有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在某些涉及到社群公共利益与其成员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跳出组织法[12]所强调的决定——服从关系的局限性，从平等主体间关系的角度考虑解决的途径，与其在法律上界定何者利益优先不如将选择权交于当事人自身——通过协商进而通过权利的自我约束和补偿机制，务实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
[结论]
以上的思考向我们揭示：在现代法治社会，公权利和私权利的冲突在本质上反映了道德和法律、公益和私利内在的差异和对立。缺乏具体的语境，我们无法判断公权利和私权利何者具有更高的价值或更应受到法律的保障。但可以肯定的是，此种冲突不是不可调和无法解决的，法律往往只能做出原则性的指导：私权利的行使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公权利的行使也不应使私人利益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无论是在私权利的行使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时候还是公权利的行使有可能损害到私人利益的时候，行使权利的一方都应本着互利互让、诚信协作的基础上自觉约束其自身权利行使的边界；权利受限的当事方因此应当获得公平、合理的补偿；在损害实际发生后受损的一方均有权要求侵害方给予相应的赔偿。

注释：
[1] 根据哈耶克的二元论观点，法律和立法是两个不同的事物，社会生活中活的法律才是立法的源泉，而不是相反。因此，探讨公权利和私权利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冲突并解决的可以为立法上如何解决公共权力的架构及其限制问题提供借鉴，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剥离了国家意志的形式后，本质上与公权利无异。
[2] 博登海默认为，道德起源于“有组织的群体强烈渴求创立社会生存的宽容环境，创立社会道德的箴规来遏制群体内的侵略性，减少掠夺和肆无忌惮的行为， 培育对别人的关心，从而扩大了和睦共处的可能性。……道德箴规的主要目的是诱使人们去做社会所称赞的行为。社会道德很有理由被看作对客观的价值等级的认可，这些价值指导人们在特定社会中彼此如何相处。” 参见[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页。
[3] 严格意义上说，“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的原则仅适用于私法领域，在公法领域，应遵循“法无明文许可则禁止”的法律原则。
[4] 前现代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的统称，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可以看作是前现代社会。
[5]《民法通则》第83条因此可以看作是规定了一项选择性义务，即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使一方的权利受到限制，受限制的一方对相对方也就承担了契约上的义务。
[6]《民法通则》第134条。
[7] 富勒认为，“义务的道德和法律最接近，……义务的道德可以帮助法律决定某一行为是否应在法律上加以禁止。义务的道德所谴责的行为一般说就是法律所禁止或应当禁止的行为。……向往的道德和法律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向往的道德同法律的目的实现有联系。转引自：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405页。
[8]《民法通则》第7条。
[9] 有学者提出界定“公共利益”的四个基本标准，分别是公共性、合理性、正当性和公平性。参见袁曙宏：《“公共利益”如何界定？》， 载自《人民日报》 （2004年08月11日 第十三版）。
[10]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身已表明该行为的违法性，显然，违法行为不因为事后赔偿而转化为合法行为。
[11] 《物业管理条例》第12条、第17条。
　　摘要：民法自助行为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并且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民法自助行为是私权利面临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的一种救济手段，民法自助行为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利用得当利国利民，如果任其发展，不加以法律规制，则会危害社会。

　　民法自助行为，顾名思义，就是当自己合法权利受到外来不法侵害时或者自己的合法权益面临着将要受到损害的危险状态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通过自己的力量，运用合法的手段，使自己的合法利益回复到原来的状态的一种行为。民法自助行为是一种私力救济的行为，民法自助行为是一种出于自然人的一种本能自我保护的行为，民法自助行为也是一种对公权力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补充行为，民法上的自助行为也是一种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行为。民法自助行为这些特点决定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如果对民法上的自助行为运用得当，则会对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的增强和法治建设的进程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因此对民法上的自助行为进行科学的探讨和进一步认识具有重大意义。

　　一、民法自助行为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及发展过程

　　处于原始社会的人类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人民的权力是靠拳头说话，人民的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生存，但是这一目的对他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民的生活来源源自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所得，二是通过对外的掠夺。当他们意识到通过对外的掠夺可以获得大量的物质财富时，他们有一部分人停止生产活动，而从事掠夺和反对外来掠夺的活动。自助行为就是产生这种无政府状态之中，面对掠夺和暴力而采取的一种生存和自我保护的手段。随着部落的兼并和融合，这一部分从事掠夺和保护的人具备了一定的震慑力量，可以对自己的部落制定行为规范，也足以让外来侵犯者望而却步。在内外矛盾斗争的过程中，国家就产生了。然而在初期，国家的更多职能是为了保障不被外来的民族或者部落所侵略。内部仍然很盛行原始的同态复仇和血亲复仇的习惯来解决矛盾。在国家产生法制但尚不完备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私力救济仍然是保护权利的主要方法。这是因为国家公权力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协调大量的民事纠纷。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国家统治秩序逐渐稳固，国家力量不断增加，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凭借自己政治上的特权地位和经济上的支配力量,不断对公民的生产和生活进行调节和干预，以维护其统治地位和阶级利益。更是经常私设公堂,滥施淫威,迫害百姓。久而久之,便激化了阶级矛盾,影响了社会安定。为了维护统治秩序,统治者逐渐加强国家权力,限制私力救济,尽力推行公力救济。“因私力救济,易生流弊,弱者无从实行,强者每易仗势欺人,影响社会秩序。故国家愈进步,私力救济的范围愈益缩小。至于现代法律遂以禁止私力救济为原则,私力救济往往在民法上构成侵权,在刑事上成为犯罪行为”。[1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化，天赋人权，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渗入到社会各个角落，公权力成为为社会发展和完善的服务机构， 公权力成为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在绝大多数法学家的视野中,私力救济是一种落后、不文明、应抑制和抛弃的纠纷解决方式,它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这与生产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类早期社会密切联系”。[2 ] 由此可见,民事权利的保护进程是私力救济发生在先,而公力救济在后;就其发展趋势来看,公力救济逐渐取代私力救济,这是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必然。但是，私力救济的衰落并不是意味着它的消失。私力救济存在具有合理性，对社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事实上，它的存在时社会自我完善的产物。

　　二、民法自助行为的现实意义

　　虽然我国民法立法上没有规定民法自助行为，但是在社会生活中，民事自助行为现象大量存在。自在我国助行为还处于“民间法”的身份而存在。但是在世界很多国家中，特别是民事立法比较发达和完善的国家，都制定了关于自助行为的法律规范。如《德国民法典》第229 条规定:“出于自助目的而扣押、毁灭或损坏他人财物者,或扣留有逃亡嫌疑之债务人,或制止债务人对有义务容忍的行为进行抵抗者,如来不及请求官署援助,而且若非即时处理则请求权无法行使或其行使有显著困难时,其行为不认为违法。”此外,法国、奥地利、日本的民法典虽未做明文规定,但解释上和实务上都承认自助行为(日本称自助行为为狭义的自力救济) 。英美法中也将自助行为作为特定条件下侵害行为受害人恢复原状的一种方式。民事自助行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其存在与发展也是人的内在属性的本质要求。具体表现如下：

　　（一）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外来的侵犯时，都有保护自己的权益的自然本能，如果法律强制取缔人类的此项自然权利的话，则严重违反自然法规则，对个人人性来说是一种压抑。这种压抑将会带来人们对立法者的不满和反抗，其立法结果也事与愿违。将民事自助行为予以立法和司法承认符合社会基本道德规则和人的基本法则。

　　（二）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要求。在我国,债务人逃避债务,不法侵害人逃避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事情并不鲜见。在此情况下,若排斥自助行为,则将导致权利人的权利不能实现或实现有显著困难。因为,债权人请求国家保护,从起诉到执行完毕,日期甚长,即使可请求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有时也可能因太迟而使其权利难以实现。尤其在权利人来不及请求国家机关援助时,自助行为就成了保护权利所能采取的唯一可行的手段。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交通不便、办案力量相对薄弱的国家,要想使众多的民事、经济纠纷都能及时通过国家机关予以解决,人们的民事权利都能随时随地受到国家机关的保护是不可能的。得不到及时的公力救济,又不让债权人对危害债权的债务人采取应急措施,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是债权人所不能接受的。[3]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民法的根本目的和要求，如果不将民事自助行为合法化将会使大量的民事纠纷得不到解决或者解决的成本增大，这样的做法是对民法目的的背离。退一步讲，如果权利人等待公权力救济，在等待的过程中，损害结果会进一步扩大，权利人的生命和财产会受到更大的威胁。

　　（三）民法上的自助行为有利于节约社会救济的成本。私力救济是对公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成本负担的减轻，如果对这项公民的权利在立法上持否定态度，公民只有通过公权力进行对自己的权利进行保护，这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众所周知，诉讼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和漫长的审理过程，这个过程将会消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当事人双方的时间成本的消耗，也包括司法资源的浪费。如果可以在立法和司法上承认自助行为，公民在自助行为的框架下完全可以通过相互的协商和博弈来到达利益的平衡。如果将此诉诸于公法力量，无异于用牛刀杀鸡，对于国家司法资源更是是一大浪费。

　　（四）可以减少不法公民对民事法律的破坏，维护社会之正义。如果法律不允许公民行使自助权力，公民在面临违法者的侵害时不仅仅合法权益之损失再所难免，而且会助长违法犯罪者的机会主义心理。既然公民不能自行对抗违法犯罪行为，在侵害结束后也只能等待国家公力来救济，违法分子会利用这一等待过程，毁灭自己的犯罪证据，这将会使事后国家机关取证带来困难或难以取证，增大调查成本。这样就使违法犯罪者实施侵害行为的成本将会大大减小，违法犯罪活动将会更加猖獗。相反，法律对自助权的规定，则使违法犯罪者认识到，违法犯罪不仅会受到法律追究，还会受到广大公民的抵抗，这将会提高其违法行为的成本，违法收益远远小于守法收益时，公民会从心理上减少违法收益的投机心理，从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另外，民事自助行为的规定还有利于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自我权益保护意识，提高人民群众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

　　（五）公民区分自助行为合法还是非法的依据。民法自助行为大量存在，存在即是合理的，对这种合理的现象法律应当制定一个标准，从而使公民了解何种民事自助行为合法，受法律保护，自助行为的范围和强度，从而更好的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公民对自助权力的滥用。我国民法还没对自助行为进行立法上的规定，这不仅仅使公民的自助行为得不到法律上的承认，还会容易使公民的自助行为超出行为的强度，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因此，对自助行为的立法上的承认以及限制，是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保护公民的合法利益。国家不能对公民自助行为采取一种沉默态度。国家应该事先规定自助行为行使的条件，限制范围，以及自助效力。否则，公民对自助行为的法律要求一无所知，势必会引起自助行为保护其权利的混乱。

　　三、民法自助行为实施的条件

　　民法上的自助行为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不能只鼓吹民事自助行为的优越性，任之发展，而忽略了它的缺点，毕竟民事自助行为时以暴力制暴力的行为，如果这种力量得不得控制和限制，将会成为新的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因此世界各国对民事自助行为承认的国家对该行为予以立法规范。民事自助行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民事自助行为须为自己的合法利益。自助行为，从这个法律概念可以判断出，民事自助行为是自己为了自己的合法利益而采取的作为或不作为。对自助行为的范围必须限制在为自己的合法利益，这有两点含义，一是自己的非法收益不能纳入法律保护范畴，对这些利益受到损害不能采用自助手段。这一点从根本上讲是因为非法利益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不仅仅是自助行为领域，其它领域亦然。二是不能为他人的合法利益而使用自助行为，。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本人的法定代理人或委托代理人、失踪人的财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破产管理人等这些代本人行使权利的人,学界认为应视为本人可以实施自助行为。[4]（二）国家公权力不能给予及时的保护。这一条件限制是为了划分公权力和私权利行使的界限，防止私权利的滥用或者误用，增强国家法律的威信。实事求是的讲国家权力不能如影随形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我国法律必须协调统治秩序和个人自我利益保护的关系，一切从实际出发，事实求是，在不违反公法保护基本原则情况下，当公民合法权益不能受到及时保护或者或者公民不及时自助，损害结果会扩大时，应当赋予公民自救的权力。（三）不能超过必要限度。必要限度即救济适当。民事自助行为正好足以制止不法侵害或危害情况,而且没有给相对人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没有超出抵御、制止和排除这种危害后果的发生所必需的程度。用轻微方法便可达到目的的,不得采用比较严重的方法。“对物可以达到目的的,不能对人;押收财产可以达到目的的,不得损毁财产;对一物可以达到目的的,不得对两物;对小物可以达到目的的,不得对大物;拘束他人自由不得伤害人的身体”。[5 ]如果超出了必要的限度,救济不适当,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要负法律责任。（四）及时请求公权力的介入及裁判。自助行为时私权利自我救济在民法上的体现，民事自助行为的前提是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紧急采取保护措施，当这一紧急状态通过公民自助行为消失后，公民应当及时转化成公权力救济措施。私权利救济本质上是以暴制暴，以恶去恶，这种私权利自助具有随意性和破坏性，在此有必要指出,实施自助行为后,行为人有义务及时向有关国家机关申请援助,请求解决处理。因为自助行为是“一种于时机紧急不及获得公力救济时的暂时的替代手段,而争执的问题并未最终解决”。[6]问题的最终解决仍需通过公力救济。自助行为是对他人的人身、财产的强制性控制,且这种控制往往具有持续性。请求公力救济是为了尽早结束个人的控制,防止控制与反控制的对抗升级,减少和避免损害的进一步扩大。如果允许自助行为后私了,则自助行为人很可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逼迫侵权人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也会为恶意者滥用自助权提供借口,自助行为的方式及其限度是否合法将无法判断。因而法律要求在实施自助行为后,在可以向相应国家机关请求救助的时候,就应及时请求公力救济。如果该项请求被驳回,或者行为人不及时提出该项请求,则自助行为实施者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7 ] 所谓及时就是不得有任何迟延之意。这是因为自助行为是一种紧急的措施,如无限制地让此种状态持续存在,将极大地损害义务人的权益。[8] 所谓申请国家机关援助,是指将扣押的财物或拘束之人送交法院或有关国家机关,请求适当处置。但并非所有的自助行为都必经后续程序,如毁损财物、取回财物、排除反抗等行为,事后都无须申请主管机关确认或援助。

　　四、民法自助行为实施的效力

　　民事自助行为是私权利对公权力的补充，最终的裁判权还需回归公权力框架内。以此，公民实施的是否是民事自助行为，自助行为是否超出法律规定的限度最终都需要公权力机关来判定。对民法自助行为的效力存在三种结果：（一）.自助行为合法，得当，对于此行为造成对方当事人财产损失的不承担责任。对于公民的此种合乎法律的自助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国家法律普遍予以免除法律责任。（二）.对于错误自助行为的当事人应当对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履行赔偿责任，这是对自助行为的公权力限制，如果民事自助行为，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而实施自助行为，其结果就是一种侵权行为，因此要对因侵权行为带来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三）.对于超出自助行为限度的救济行为要在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范围内履行赔偿责任。公民的民事自助行为虽然符合启动自助行为的法律要件，但是这一行为如果超出的自助的限度范围（如本来只需要对对方当事人的物予以扣押即可以保证自己权益不受损失，但是却限制对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民事自助行为人应当就扩大的自助行为带来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五、民事自助行为与国家公权力的关系

　　正如前文所论述，国家对私权利自助行为一直处于压制态度。不论是人类处于原始社会状态还是处于现代文明状态。目前国家不敢对民事法律自助行为在立法上予以承认，也许国家是基于目前我国现阶段公民的法律意识还不高的考虑。国家从根本上说是公民根据契约原则建立起来的，根据这一契约精神，国家有义务保护社会的公共秩序不受到破坏，和对于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予以惩罚的权力。公民将这一自我救济的权力赋予国家来行使，不能运用私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公民的非法行为破坏的不单单是公民的个人利益，而是破坏的是国家所保护的社会秩序。在众多法学家眼中，私权力的自我救济是最原始和最野蛮的处理纠纷机制，是社会生产力低下和法制不健全的表现。如果对公民自助行为予以保护，将会使公民在自我保护方面出现权力滥用的结果，也是对国家权威的否定。民事自助行为是公民运用私权利对自己保护的行为，公民民事自助行为和公权力协调解决矛盾面前存在一种张力，当然从根本上说这两种权力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公民的合法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秩序。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两种权力不可避免的出现碰撞，因为这两种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措施存在价值理念的分歧和行为过程的冲撞。社会现象是复杂的，特别是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利益主体多元化，复杂化，很多矛盾纠纷不容易划清界限，民事自助行为的界定也将会面临着变动。公权力和私权利的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界限在一定条件下也存在模糊界限。特别在现阶段，国家权力逐渐趋向衰弱趋势，公民的权力意识越来越高涨，当然这是社会自我完善的结果。公民私权利的权力范围和深度都有所增加，在一定条件下分化了公权力的力量。这是因为社会在配置力量资源需要优化结构和成本，私权利对社会管理实务的介入和参与，有利于优化社会运作成本，解决社会纠纷。但是国家力量的对私法领域的减弱，并不意味着控制力的减弱，国家可以集中力量介入到真正需要国家协调的事务之中。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必须承认自助行为的法律地位。这并不是否认公权力的在社会中的权威，而是国家又将一部分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回归到公民本身，这个回归有利于更好的保护好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可以进一步优化社会管理力量资源的合理配置。

　　六、对民法自助行为的反思

　　我国民法虽然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但是对于民事自助行为还没有予以立法上的承认，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民法的一大缺陷。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合理的即是必然的，任何一个价值趋势产生都是根植于本国社会发展的土壤之中，自助行为不仅仅是我国的特色现象，也是国际社会共有的现象。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自助行为是人性中所共同渴望和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行为和价值理念，可以这么说民法自助行为具有世界性的普世价值。对于民事自助行为其存在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对于自助行为，我们不能予以压制，只能予以引导。这样才能既满足国家公权力的优化配置需要，节约国家司法成本，又能满足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更重要的是民事自助行为是社会自我完善的需要，这一民事法律行为将会有利于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民法自助行为的另一面我们也不能熟视无睹。孟德斯鸠说过，任何权力如果没有限制，必然导致滥用。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真理，也是人性中一种自我膨胀和自我追求的一种结果。私权利也是这样，如果不对民事法律自助行为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制，这种私权利的膨胀和滥用必然会带来侵犯别人合法利益的恶果，推而广之，整个社会将会面临着利益之保护的混乱。因此，公权力保护和民事自助行为的私权利之救济要协调发展，相互制约，方能起到最大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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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史浩明. 我国民法应建立自助行为制度[J ] . 江苏社会科学,1995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