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淡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对少数民族违法人员的执法
——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藏贩”集中执法行动的相关问题探讨

邢益民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根据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依法执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执法活动。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要求承担执法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要对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或者部分行政处罚权；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市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部分行政处罚权；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无照商贩的行政处罚权；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侵占城市道路行为的行政处罚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城市管理领域的其他行政处罚权等行使综合执法的职能。在综合执法过程中势必遇到形形色色的行政相对人，特别当行政相对人为少数民族人员时执法的难度不可避免将加大，执法与被执法的矛盾容易激化。各地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也面临相同的对少数民族人员执法问题，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在执法中也遇到类似棘手的问题，特别是以“藏贩”问题成为一大困扰。在针对少数民族执法问题上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采取对“藏贩”集中执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执法效果，笔者结合此次集中执法拟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少数民族人员违法的原因、特点及执法机关的执法技巧、执法方式和相关法律运用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旨在使执法机关正确处理对少数民族人员的执法，避免执法矛盾的激化，保障执法行为的合法合理，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 少数民族人员违法的特点和原因
（一）违法少数民族人员具有地域局限性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后，少数民族人员违反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行为成日益增多的趋势，但是从违法主体来看少数民族人员呈现明显的地域性。就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所辖范围来看，违法的少数民族人员基本集中在藏族、维吾尔族和回族，其中又以藏族为多数，占违法少数民族人员总数90%以上，在上述藏族中来自同一地区的人员又占藏族人员总数的99%以上。由此可见少数民族人员违法在其人员组成上是相对集中的，基本上集中在几个民族或是几个地区的民族上，具有明显的地域局限性。
（二）少数民族人员违法具有团伙性和违法单一性
由于少数民族违法人员具有地域局限性的特点，势必导致其在违法时拉帮结伙，往往是几人甚至是几十人共同违法。在上海市徐汇区区域内的藏族违法人员从开始的5至9人共同违法占道设摊发展到后来的40人在同一地点共同违法设摊的现象可以看出，少数民族违法在人员组成上具有团伙性。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执法领域内，少数民族人员的违法行为还表现出了违法的单一性，从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对“藏贩”集中执法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人员的违法集中在无证设摊影响市容这单一违法行为。全国各行政相对集中处罚权执行机关对少数民族人员的行政行为也集中在无证设摊着一块上，往往也没有很好的处理办法。

（三）少数民族人员违法的原因呈现多元化
少数民族人员之所以要违法这与我国的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文化、经济、观念等差距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所享有的自治权不明显，过分依附于中央、上级国家机关，和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其他地方的相应主体相比缺乏优势和效率，各民族在享有的各种实然权力与资源上明显少于其它地区。在上海市徐汇区少数民族人员违法的原因经调查有以下几种：1、一部分人由于家境贫寒不得不外出谋生，但是由于民族或是宗教的因素他们不愿意打工或是找工作转而只有自己做点小生意；2、一部分人“跟风”违法，他们听信外出回村人员的鼓动一起外出摆摊以此赚钱改善生活；3、还有一些人组织、指挥他人共同违法设摊谋取个人利益，在少数民族违法人员中不免有“头人”，他们不但自己违法而且还带领他人共同违法，从中抽头牟利。由此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人员的违法有其特有的原因，并且各自违法的原因不同，呈现多元化的态势。

二、 对少数民族人员执法的难点
由于少数民族人员违法所特有的特点和原因决定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在这一问题上必然存在于其他执法所不同的难处，一方面执法本身要求严格执法、文明执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另一方面在执法中又要充分考虑和谐社会的原则和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政策、民族团结问题。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在对“藏贩”的执法过程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难点，可以说这些难点是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对少数民族人员执法所共同遇到的难点，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
（一）与少数民族人员在语言上无法沟通
少数民族人员基本上都来自本民族聚集区，在语言使用上基本都是本民族语言，知晓或是精通普通话的人员很少。这就造成了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中与其交流产生了障碍，少数民族人员听不懂执法人的话语，执法人员也不知道他们在辩解什么，由此造成了执法效率的低下和执法难是显而易见的。就拿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对“藏贩”的执法来说，违法人员都是藏族，他们所使用的是藏文，所说的是藏语，而执法人员中有没有人懂得藏语，他们又坚持自己不懂普通话，由此造成执法无法进行，执法难度陡然增加。

（二）少数民族人员法律意识明显欠缺，法制观念非常淡薄
少数民族地区相对城市普遍教育落后，普法教育还未深入群众。少数民族人员对于法律的认识绝大多少还是仅仅停留在对犯罪的认识上，对其他法律知之甚少，法律意识明显欠缺，法制观念非常淡薄。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认为，只要不杀人，不放火就不算犯法，就不应当受到法律的约束。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对“藏贩”执法过程中“藏贩”所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靠自己的劳动赚钱，这地方又不是你们的，你们没有权管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人员对法律的漠视，法制观念的淡薄。

（三）少数民族人员暴力抗法时常发生
少数民族人员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国家对于民族问题的倾向政策使得一些少数民族人员在遇到城管执法时往往采取暴力抗法的手段来对抗执法，并且经常将执法与被执法的矛盾引向民族矛盾，以此煽动其他少数民族人员共同暴力对抗执法已达到逃避处罚的目的。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对“藏贩”的执法中就时常发生藏族小商贩以“你们汉族看不起我们少数民族，故意排挤我们少数民族。”“你们汉族人歧视少数民族。”等理由煽动他人共同暴力抗法。据统计，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对“藏贩”执法过程中遭遇以民族矛盾为由的暴力抗法事件占少数民族人员抗法总数的85%。

三、对少数民族人员执法的执法技巧和执法方式
少数民族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和上述问题的存在势必造成对其执法难，在执法中一旦方法、技巧不当将对社会和国家造成负面影响，执法效果和社会效果必将产生不良结果。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采取对“藏贩”集中执法的方式就非常值得借鉴，该大队在此次集中执法中由大队领导亲自督办，各职能科室全力配合。对“藏贩”先采取柔性执法，加强宣传、教育、规劝的力度和频率，向每名“藏贩”送上汉语版、藏文版《告知书》，做好录像取证工作，记录每个违章者的每次违章时间、地点、态度，建立起个人档案；深入调查、摸底，同时与区委区府和区、市民族委、区综合治理办、区公安分局、街道等部门联系、协调。在让“藏贩”明确知晓法律法规后对其进行最后的劝说，告知其自行改正的期限。在做到有理有节后，对拒不接受劝说的，按照先礼后兵的原则由大队组织一线精兵强将集中优势兵力并于公安机关共同采取为期10天的集中执法。考虑到少数民族人员违法的特点，对执法后的处理工作由大队派专职人员统一进行，这样可以减少各下属单位遭受其干扰以达到执法的平衡。此次集中执法后“藏贩”问题得到了根本的解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执法效果。由此可以总结出对于少数民族人员的执法有以下问题必须做到：
（一）对少数民族人员的执法技巧必须灵活
对少数民族人员执法不同于对一般主体的执法，在执法技巧上要灵活。对于一般主体在执法时可以直接采取行政行为，如直接进行行政处罚、暂扣物品等。但是由于少数民族自身特有的特点在执法前就必须先宣传、教育，进行柔性执法。在教育无效或是遭到明显抗拒的前提下，执法机关才可以考虑采取强制措施进行执法，但是在执法中必须做到程序合法有理有节。
（二）对少数民族人员执法在执法方式上必须采取多样性
对少数民族的执法方式要多样性，针对不同的少数民族人员要采取不同的执法方式。每个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都各自不同，每个违法少数民族人员的各自情况又有所不同，执法机关在执法前必须对被执法少数民族人员的综合情况有所了解，避免在执法中产生不必要的“民族冲突”。在执法过程中尽量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做好现场取证，文明执法。在执法后的处理方式上应当采取集中处理，根据对少数民族执法的要求完成行政行为。
（三）协调有关部门的强力支持保证执法的顺利进行
对于少数民族的执法牵涉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仅仅依靠城管综合执法部门难以很好的解决问题。这就需要执法机关取得各有关部门的配合，比如公安机关的执法保障，民族部门的支持，政府部门的协调等等。在集中执法过程中各有关部门紧密配合，注重宣传教育赢得群众支持，坚持教育为主处罚为辅，在执法中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

四、 对少数民族人员执法的法律适用规范
由于是对少数民族人员进行执法，所以在法律适用上有许多特别的规范，在执法时必须充分的注意。笔者认为对少数民族人员执法的法律适用有以下几点问题应当特别说明，以引起执法机关的高度重视。
（一）少数民族人员有使用自己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
《宪法》第四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改个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条中也明确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行政诉讼的权利。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笔者认为从上述二条法律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在对少数民族人员执法时也应当遵循该原则。虽然我国没有《行政程序法》，但是在执法过程中应该做到程序合法。不论少数民族人员是否提出要求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执法机关在执法时都必须使用该民族的语言文字，如果少数民族人员提出要求使用本民族语言时，作为执法机关还必须为其提供翻译。上海市徐汇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在对“藏贩”的集中执法中在这一方面就做的比较好，他们不论在前期的“柔性执法”过程中还是在之后的集中执法处罚过程中都聘请了藏族翻译，在执法过程中始终保证“藏贩”能有使用藏文和藏语的自由，这种做法十分值得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借鉴。
（二）在执法过程中应当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的民族宗教和风俗习惯
少数民族有其特有的风俗习惯，我国在法律上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民族宗教政策，所以在执法中就必须对少数民族的这种权利进行充分的保障。比如，回族信仰伊斯兰教，所以在执法中就必须充分考虑伊斯兰教的风俗和习惯，避免因为触犯该民族教益而引起不良的执法结果。作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在日常的工作中势必对不同的违法人员进行执法，在对于少数民族人员执法时应当慎之又慎，全面了解该少数民族的情况，这样才能更好的进行执法，取得良好的执法效果。
（三）在执法过程中要做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在对少数民族人员进行执法时，不要因为其是少数民族人员在执法程序上可能繁琐而放松对其执法，也不要认为少数民族“蛮不讲理”而加重对其的处罚，应当客观的适用法律对其的违法行为作出一个正确处理。少数民族人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法律上也是一般主体，其也应当受到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约束。所以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在执法中就必须做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正确适用法律法规，给与少数民族和汉族同等的法律地位和行政行为。

笔者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少数民族人员违法的原因、特点及执法机关应当如何运用执法技巧和执法方式以及相关法律运用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希望执法机关能正确处理对少数民族人员的执法问题，避免执法矛盾的激化，保障执法行为的合法合理，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的适用范围
　　　　　　　　　　　　　　　　　　　　　——兼论虚假诉讼的责任追究途径

　　　　　　　　　　　　　　◇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 刚


为遏制司法实践中频现的恶意诉讼、虚假诉讼，以及对横遭此类诉讼侵害的第三人进行更为有效的权利救济，2012年修改民事诉讼法增加了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制度，即“前两款规定（指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前两款）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从比较法上考察，同谓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制度，法国法是基于其特有的既判力制度而为保障第三人权益所设，台湾地区是因实施新的诉讼告知制度而为了协调判决效力扩张与第三人程序权保障之关系而设——二者都涉及判决效力扩张制度，而我们的设置目的则是遏制恶意诉讼、虚假诉讼以保护第三人利益，与前二者有所不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制度仅为一款，过于简单，由此可能出现较多法律漏洞和一些矛盾，影响其适用，进而难以实现立法目的。这些漏洞与矛盾需要在司法解释中予以弥补和解决。

众所周知，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三人有两种：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因此，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的适格原告仅指上述两种法定类型第三人。

一

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很难适用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首先，通说以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以对本案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为适格要件，其不仅与本案的诉讼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且本案的诉讼结果也已经预设“损害其民事权益”。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倘若参加本案诉讼，因不会发生法律所定“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之情形，对其当然不应适用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倘若未参加本案诉讼，对其也不适用该诉讼，原因：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不属于本案当事人，按照既判力相对性原则，如果其没有参加本案诉讼，本案确定判决之法律效力不得对之及于；而本案诉讼结果“损害其民事权益”时，其有权以本案当事人为共同被告或其中一人为被告，另行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救济，即：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虽名义上为第三人，而实质上是以原告之诉讼地位对本案原被告提起共同诉讼，法律已对其权利救济和诉讼地位有制度性预设。我国民事诉讼贯彻处分原则、辩论原则，法律上并无强制有独立请求权人参加本案诉讼之要求，此系民事诉讼法理上之定说。但民事诉讼法以“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并“损害其民事权益”为要件，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以提起撤销本诉确定判决诉讼方式另设权利救济之途径，则有涉强制诉讼之意味。简言之，倘若承认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否参加本案诉讼属于其自由，则不存在“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之说。一言以蔽之，另设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制度以对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进行权利救济，将使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之意义受到否定，两种制度并行成立，将使法律适用者无所适从。

其次，有观点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判决之诉讼，有利于纠纷之解决，其方法胜于另行起诉。然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原本就属于另行诉讼之一种，与另行诉讼之提起相比，何来便宜不便宜之说。况且，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以推翻确定判决确定力（既判力）为目的，而确定判决之推翻，得以再审事由所定范围为限。于再审事由之外另开推翻确定判决之事由，其做法值得商榷。

第三，从立法例上看，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的原告仅限于从参加诉讼第三人（相当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而主参加诉讼第三人（相当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则不具适格。并且，法国民事诉讼法和台湾民事诉讼法皆规定，第三人于无其他救济途径情形下方可利用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

二

对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适用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的范围也极其有限。

关于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现行民事诉讼法采本人申请和职权诉讼告知（通知）两种方式，当然也包括因当事人申请而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实施的诉讼告知。在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已受诉讼告知或本人申请参加诉讼的情形下，对其当然排除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之适用，此乃法律明文规定。在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未受诉讼告知或“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且本案的诉讼结果“损害其民事权益”情形下，该当可以对其适用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但此种情形于现行法上很难成立，因为现行民事诉讼法本着便于人民进行诉讼之原则，在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设计上采用了有别于其他立法例的特有规定，即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可以直接判决承担民事实体责任。而为了保护承担民事实体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之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规定，于此情形下其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人民法院应当对之提供程序保障。退一步而言，即使人民法院因工作失误，没有对承担民事实体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权利提供同于当事人之程序保障，即未依职权进行诉讼告知或基于其他原因导致其“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也应当向承担民事实体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送达本案判决书，于此情形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仍有通过上诉要求变更或撤销于其不利判决之机会；纵然法院未向承担民事实体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送达判决书，导致上诉期间届满又判决得以确定，其还可通过再审程序或审判监督程序寻得权利救济，此乃法律之明文规定。而如同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所遇到的情形一样，多种救济途径的并行，也同样可能导致法律适用者的困惑。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民事诉讼法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须以“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为条件，这里的“有证据证明”究竟是要达到“证明”的标准还是“释明”的标准，对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能否提起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至关重要，如果标准为“证明”，则在一般当事人诉讼辩论能力普遍低下的现实背景下，极其困难；如果是“释明”，则较为合理——这个标准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

三

根据立法者和学界列举的恶意诉讼、虚假诉讼情形所示，拟以第三人撤销判决诉讼制度保护的第三人，似乎不是具备法定第三人适格的“第三人”，即不是对判决结果在法律上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而是对判决结果有事实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事实上，对于恶意诉讼或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追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立法问题，而是一个执法及法律适用问题。现有的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已经证明，对于恶意诉讼现象的处理，并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对恶意诉讼行为不依法予以追究的原因来自多个方面，而前一时期恶意诉讼现象泛滥正是长期放纵的结果。因此，只要本着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法治精神，就可以依据现行法律遏制和处理恶意诉讼行为。

当然，对于利用民事诉讼之合法形式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之恶意诉讼、虚假诉讼，还应当重点考虑采用扩大侵权行为法的解释及请求权范围，以及扩大刑法相关罪名及条文的解释，以对之追究法律责任。在此，不建议将“恶意诉讼”和“虚假诉讼”之类的概念写入民事诉讼法或下一步的司法解释，这是因为对恶意诉讼概念的解释具有多样性，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民法不太可能为恶意诉讼行为专设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恶意诉讼损害赔偿请求权）我国刑法也不太可能为恶意诉讼罪专设罪名。作为当下的对策，可以考虑采用刑法解释和民法解释的方法追究恶意诉讼行为的法律责任。

另外，在学理上有必要对恶意诉讼行为的法律责任追究问题展开讨论。由于民法和刑法缺乏相关规定，立法者可以考虑采用“搭便车”方式，通过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修改，扩大侵权行为法的解释及请求权范围，扩大刑法相关罪名及条文的解释——这当然需要民法学界、刑法学者以及检察机关的参与。